市场化进程推动了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吗?
摘 要 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在考虑了地区开放度、地区创新能力等因素后，实证考察了中国市场化进程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地区特征的异质性影响。
研究发现，在总体样本层面上，我国市场化进程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更进一步地，各市场化分项进程的作用具有差异性，按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经济、政府与市场关系、非国有经济发展、要素市场发育依次减弱，而产品市场发育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不明显；在分地区层面上，地区市场化总进程整体上有助于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其中，沿海比内陆地区的驱动力更强，东部比中、西、东北部地区的作用更为明显。
上述结论对新一轮改革中进一步推进我国市场化改革，释放制度红利，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及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具有启示意义。
下载论文网 关键词 市场化进程；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地区异质性 [中图分类号]F740；F4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6）06—0063—06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所处国际价值链的深度与广度都在不断提升。
但是，目前我国企业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局限于对跨国公司价值链的被动适应，仍处于“微笑曲线”的底部，以加工贸易、货物贸易与中低端机械电子类产品为主要特征，极大地限制了我国从价值链上获得更多的贸易增加值部分。
随着美国实施“先进制造业”战略、德国推进“工业4.0”战略、英国与法国推行“高价值制造”和“新工业法国”战略，全球价值链正进入新一轮调整周期。
对步入新常态的我国而言，机遇与挑战并存，既面临制造业转型升级与国际分工地位重塑的战略机遇，也面临出口竞争加剧的巨大挑战。
如何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进一步提高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以实现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并助推国内经济结构升级，就成为了我国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对制造业企业而言，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来持续提升企业出口制成品技术复杂度尤为重要，因而近期的文献越来越注重探讨了哪些因素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了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已有研究侧重从人力资本（Wang and Wei，2008）、基础设施（王永进等，2010）、金融发展（齐俊妍，王永进等，2011）、全球价值链嵌入（刘维林等，2014）等要素视角切入，而从制度视角切入的文献包括法律规则（祝树金等，2010）、要素价格扭曲（陈晓华等，2014）、政治经济金融风险指数（戴翔等，2014）等。
既有文献增进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但就中国市场化进程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的全貌与地区差异仍值得深入探讨。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了拓展：①已有文献在讨论市场化改革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时，往往是将市场化改革各方面的诸多效应进行单独讨论或笼统处理，缺少对我国市场化改革内容综合性的考量。
但正如樊纲所言“市场化改革是由一系列经济、社会、法律体制的变革组成，涉及到体制的方方面面”（樊纲，2011）。
因此，本文借鉴樊纲等（2011）所构建的市场化指数，更加系统地分析了市场化改革及其各维度影响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机理。
②既有研究更多的是基于跨国和国家的总体视角，而对中国情境下市场化改革影响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地区差异性的研究略显不足，难以全面揭示市场化改革所产生的地区间异质性影响。
鉴于此，本文还基于沿海内陆、东中西东北地区的市场进程差异，进一步探讨了市场化进程影响地区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地区差异性。
此外，为了避免高估市场化进程的影响，对地区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等因素进行了控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市场化进程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机制 市场化进程是如何影响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呢？樊纲等（2011）认为，市场化进程主要体现在政府与市场关系、非国有经济发展、要素市场发育、产品市场发育、中介组织发育与法律经济等方面。
本文认为，虽然市场化进程是潜移默化的、抽象的，但从本质来说，应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整体而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有助于促进生产要素和创新资源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从而克服市场资源错配、效率低下和信号失真的弊病，最终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出口产品技术含量。
因此，在借鉴既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市场化进程主要通过五个维度来作用于地区的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具体机制如下： 第一，政府与市场关系：当市场机制（无形之手）在资源配置方面起到基础的决定性作用时，可以减少政府行政干预对要素资源的垄断与扭曲，优化创新资源的流动与配置，推动协同创新机制的构建，从而强化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并促进了出口品技术复杂度提升。
与此同时，政府机构（有形之手）则可以发挥“守夜人”的角色，致力于建设服务型政府，破除制度的“玻璃门”、“弹框门”、“旋转门”，为创新驱动提供创新要素与平台、知识产权保护等所必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为制造业企业创造自由、公平、法治、公正的创新和竞争环境。
第二，非国有经济发展：非国有经济是支撑增长、促进创新、扩大就业的重要推动力。
非国有企业数量扩张的“鲶鱼效应”增加了市场竞争程度，强化了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激励企业不断提高创新资源的配置与利用效率，从同质化竞争转向产品差异化竞争，从而非国有企业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得以提升。
同时，市场竞争的加剧也“硬化”了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倒逼其树立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赵文军等，2014），通过优化治理结构、明晰产权与实现经营的自主化，实现冗员裁减及资源优化配置，国有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与出口品技术复杂度也可从中得到改善。
第三，要素市场发育：成熟的要素市场有利于矫正要素配置扭曲，增强人力资源、资本与技术等资源的流动性与可获得性，市场化运作的价格机制可激励要素使用者和要素提供者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通过上下游产业关联、规模经济效应降低中间投入品的生产与交易成本，并可通过外包购买、人员流动等多种渠道发生知识技术溢出，由此，多样化、规模化、高技术含量的高级中间投入要素便可通过分工深化、迂回生产、整合集聚、协同耦合等机制强化投入产出及创新效率，推动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刘胜，2015a）。
第四，产品市场发育：一体化的产品市场破除了地区之间产品市场的分割状态，强化了企业之间的产品竞争，有利于建立供给和需求双侧的有机联系，使得市场对价格、新产品研发、消费者偏好等信息的传递更为真实灵敏，有利于引导创新资源在行业、企业之间的转移及引导企业根据上下游的供需状况进行研发创新，提高了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减少创新资源的浪费与重复建设，进而促进了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出口品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第五，中介组织发育与法律经济：在国际市场上，由于信息的不完全与不对称性，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与出口风险（齐俊妍等，2011），需要母国市场提供金融中介、商业咨询、科技服务、法律等生产性服务业予以“保驾护航”。
因此，随着中介组织发育与法律经济的完善，分层次竞协作相结合的成熟专业服务市场体系能为企业的技术研发、技术交易以及贸易提供良好的专业化服务，以及相关的制度规范和法律保障，这都有利于鼓励企业增加专用性资产投资，最终促进出口品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综上，提出本文研究假设1：市场化进程的深化促进了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
（二）考虑区域特征的市场化进程对制造业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上述分析表明，市场化进程的加深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可能会受到地区特征的影响。
一般认为，产品技术复杂度越高，其研发和生产的不确定性越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其获取人才、资金、技术等外部资源的难度就越大，相应地逆向选择问题越突出，企业可能会面临着被“敲竹杠”的风险。
一旦发生风险，企业将会面临无可挽回的更高的沉没成本。
因此，需要该地区构建起更为严密与复杂的契约安排来予以规范和保障（齐俊妍等，2011）。
契约的本质在于合作，并根据合作关系获得可期待的收益。
这种目标的实现依赖于契约当事人共同执行合同或契约来实现，体现了“守信用”的契约精神。
因此，在契约制度完善的地区，不仅能为拟定复杂的契约提供更强的技术能力，还能增加违约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使供需双方对研发和生产的利益与风险形成稳定的预期，激励企业提高专用性资产投资水平，吸引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顾乃华，刘胜，2015b），进而推动地区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
相反，如果地区契约制度不完善，经济主体契约观念淡薄，契约主体之间相互不信任，而契约技术能力较低甚至缺失导致高技术复杂度的契约合同设计不够严密妥全，那么就很容易发生违约事件，其后果是违约成本较低，契约利益的维护成本较高，最终对该地区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造成消极影响。
具体来看，东部和沿海地区凭借便捷的交通地理位置、良好的基础设施与较高的劳动力素质等优越条件，并充分利用国家赋予的大量优惠政策，在市场化的推进中获得先机，服务业区位禀赋优势明显，具有较强的契约制定技术能力。
更为重要的是，东部地区已形成了浓厚的市场化思想观念，营商环境优越，知识产权保护及契约执行环境良好，有助于提高企业专用性资产投资的收益，将潜在的技术要素与技术优势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与经济优势（顾乃华，2010）。
因此，对契约制度、营商环境等更为完善的东部与沿海地区，在不确定性风险较高、专用性更强的高技术复杂度产品上越容易获取外部资源并将其转换为现实的竞争优势，有利于该地区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攀升。
据此，提出本文研究假设2：在沿海地区与东部地区，市场化进程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三、研究设计 （一）检验模型与变量说明 基于上述假说，本文将检验模型设定为： esiit = α + λMit + σXit + εit 其中，esiit被解释变量表示i地区第t年的制造业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考虑到在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下，我国出口贸易具有明显的加工贸易特征，在Hausmann et al.（2005）测算方法的基础上，沿用Dean et al.（2008）、Hummels et al.（2001）、杜传忠（2013）等的做法，剔除出口工业制成品中所包含的进口中间投入品价值后，再进一步测算我国制造业各产业①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价值链定位；核心解释变量Mit表示i地区第t年总体的市场化进程（或分项指标M1、M2、M3、M4、M5），本文利用樊纲等（2011）所提出的市场化指数作为代理变量，其优势在于既符合我国市场化进程的特点，又具有较长区间范畴的数据且囊括各地的明细数据。
Xit为控制变量，具体包括：dop为地区开放度，以i地区第t年的实际利用外资额来表示；dis为地区产业结构，以i地区第t年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来衡量；ded为经济发展水平，以i地区第t年的人均GDP来表示；dur为城镇化水平，以i地区第t年的年末城镇人口占年末总人口来表示；edu为居民教育水平，以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②来衡量；dsl为熟练劳动力数量，借鉴陈晓华、黄先海（2011）等的做法，以在校大学生占该地区年末总人口之比来表示；dinnov为地区创新能力，以i地区第t年的专利授予数量来表示；indfra为地区基础设施水平，以i地区第t年的年末实有道路面积来表示。
dcap为地区物质资本，以i地区第t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来衡量。
α为常数项，εit为随机扰动项。
（二）样本说明及数据来源 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数据库、联合国贸易发展委员会国际贸易分类统计数据库以及中国投入产出表，市场化进程的数据来自樊纲《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
其他数据主要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样本区间为2002～2009年，样本涉及中国28个省市（因西藏、宁夏、新疆3个省份的数据缺失过多，予以剔除）。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总体样本回归 为了消除异方差问题，本文对变量作了对数化处理，表1列示了总体样本的回归结果。
从多种估计方法所得到的结果显示，市场化进程对地区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这说明市场化进程的深入推进有利于促进地区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假设1得到了验证。
其他控制变量方面，地区开放度、地区熟练劳动力数量等的提高也能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产生积极的作用。
（二）市场化进程分项维度回归 为了进一步辨别市场化进程分项指标的作用，本文还对市场化进程分项维度进行了回归。
表2结果③表明，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经济、政府与市场关系、非国有经济发展、要素市场发育均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且依次减弱。
本文认为，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投资持续过快增长和要素配置扭曲使得供给结构与需求变化不匹配，出现了产能过剩和高库存问题，挤占了企业对创新的投入，极大地抑制了企业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此外，虽然我国产品市场化改革近年来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在互联网经济的冲击下，仍存在省际间产品市场的分割，产品的跨省流动仍会遭遇各种有形或无形的阻碍，阻碍了国内竞争机制的形成，割裂了供给和需求的有机联系，不利于企业规模经济的实现与确定地区比较优势，进而抑制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赵奇伟，2009），产品市场化改革仍有待向纵深推进。
（三）分地区样本回归 为考察市场化进程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是否存在地区差异，本文还基于沿海与内陆地区④，以及东部与中部、西部、东北部地区⑤的样本，进行了分地区的实证检验，回归结果见表3。
从中可见，沿海与内陆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均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产生了推进作用，其中沿海地区的驱动力更强；而东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而西部和东北部最弱。
其中，东北部市场化进程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不显著，这也凸显了新一轮东北振兴亟须加快推进东北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看不见的手”力量的紧迫性。
由此，假设2得到了检验。
除了样本量大小的潜在影响外，本文认为，这是因为，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攀升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制造业企业在努力提升其自身的技术复杂度时，面临着“逆向选择”问题与被“敲竹杠”的风险。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与沿海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在地区契约制度与产权制度建设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有利于为企业开展研发创新与技术交易行为提供制度保障，进而促进地区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通过考察市场化进程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为理解我国市场化进程的效果及后续的政策调整提供了重要启示。
研究发现，我国市场化进程总体上促进了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且其分项指标的作用大小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经济>政府与市场关系>非国有经济发展>要素市场发育，产品市场发育的作用不显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势在必行。
进一步地，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地区差异与不平衡性，显著影响了制造业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其中，相比市场化进程相对滞后的内陆地区与中、西、东北部地区，市场化进程更为完善的沿海及东部地区，其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而新一轮的东北振兴亟须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加快形成内生发展新动力。
上述结论的政策含义是：首先，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构建有限的服务型政府，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行为；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消除制度壁垒对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与公平竞争的妨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产品市场的整合与一体化进程，利用“互联网+流通”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推进智慧流通渠道建设；降低垄断性行业的准入门槛，引入市场竞争，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技术研发与创新的法律制度环境，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营商环境，鼓励公证性、代理性、信息技术服务性等中介服务的发展。
其次，我国不同地区之间的市场化进程存在明显，内陆地区、中西部及东北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明显滞后于东部沿海地区，应实施差异化推进战略，未来应把握“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园区、东北国企改革等战略契机，以更大的魄力推进市场化改革进程，缩小地区之间市场化进程差距，以中国新一轮改革红利来推动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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