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人才外流现象消极影响及其成因分析

摘 要:印度作为南亚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人才流失现象也愈演愈烈,这种人才外流使得印度出现人才断层,教育的投入成本与收益严重不对称,国家形象遭受损失,人才外流恶性循环的现象。印度人才外流是由于印度国家本身经济落后,科技人才待遇条件不如发达国家,精英教育模式下优秀资源配备有限以及国际交流中发达国家有意识的人才争夺和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与经济发展失调等原因造成的。与印度相比,我国人才外流也出现类似情况,结合我国国情,对于这些问题的处理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关键词:印度 马太效应 高等教育

进入20世纪以来,印度作为“金砖四国”中的一员为世界培养了一大批世界级的高级人才,壮大了本国的中产阶级,为印度带来了飞速的经济发展。然而伴随着其快速的经济发展,由印度本国培养的大批人才却往往更多地选择在国外就业,这一与其高速经济发展相悖的现象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人口众多的印度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有一半以上哲学博士、技术员、医生移居美国、英国和中东的石油输出国。1990年,印度国外谋生的科学家和熟练技术人员达41万人,其中知名度较高的科技人才有3000人,2000年印度外流的人才达50多万。[1]起初,印度人主要是前往英国以寻求好的机会,后来印度移民的重点逐渐转向北美,美国成为了印度海外移民的主要目的地。进入21世纪后,印度成为了 “知识工人”流向发达国家的主要源头之一。

一、印度人才外流对本国的消极影响

印度人才的外流影响是多方面的。然而,从印度自身人才培养而言,其人才外流带给印度的往往多是消极影响,例如在人力资源,教育投资以及国际形象等方面都使得印度人才外流的现象越发严重。

(一)人才的断层。

人才的流失往往是本国最优秀人才的流失,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使得印度人才普遍具有非常强的工作能力和科研开发能力,他们成为了印度流出的最活跃的生产要素。发达国家人才筛选是具有“掐尖效应”的,他国的优秀人才被引入到国内来从事国内的科技创新生产,大大提高本国的科研创新能力时也进一步削弱了人才流失国的生产及创新能力,进一步扩大了双方科技水平的差距。这使得人才流失国的高精尖人才外流,对于同样需要高级人才人才流失国在高端人才上出现了断层。

(二)教育投入成本与收益不对称。

印度政府每年在高等教育方面的财政投入比重相当大。以世界闻名的印度理工学院(IIT)为例,政府对这所高等学府的培养可谓是重点照顾,7所分校、3万多名学生,每年经费共10亿元左右,在国际标准看并不足为奇。可是从印度国情角度出发,政府每年给其它几千所理工学院的补助,加起来也不过是3000多万元,只有IIT的3%。然而这所世界知名学府每年毕业的3000多名学生中,大约有2000人赴海外就业或深造并且大多是一去不复返。[2]这样一来就造成了一种穷人为富人养孩子的“马太效应”消极影响,之前对于高等教育的大力投入,从某一方面而言却是在替发达国家人才培养建设买单。也难怪有人戏称这一现象为“奶牛现象”:牛的嘴巴在印度,吃的是印度的草,而乳房却长在国外,挤奶的是外国人。

(三)国际形象遭受损失。

中国被喻为“世界的工厂”,而印度则以自己被喻为“世界的办公室”而引以为骄傲。然而作为世界的办公室,印度大部分的计算机人才都不能为本国所用,大都选择了到国外工作。本国政府大力投入高等教育培养出的“土人才”在成才之后选择服务的对象却成为了西方的发达国家,这使得印度政府的处境异常尴尬。由于工资待遇、生活环境以及研究条件等综合因素的影响,数十年来,印度科技人才外流现象有增无减,近60万成绩优秀的毕业生都到国外深造不归,4000名知名度高的专家早已移民欧美。[3]曾经本国引以为傲的高级人才经济全球化的包装之后,摇身一变就成了发达国家的高级白领,可是对于曾经培养他的故土却鲜有问津。

(四)造成人才外流的恶性循环。

印度有大部分的海外侨民在国外定居,同时由于印度特殊的历史背景,其与发达国家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些年轻人因为国内对国外的学位推崇以及国内的媒体夸大其词的宣传和不对称的信息,对国外的世界充满了好奇。海外侨民与国内贫民鲜明的收入差距使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感到:在西方的发达国家遍地是黄金,在国内自己无法获得一份体面且具有竞争力的工作,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而能够出国留学就业甚至于最后能定居在国外才是自己最直接也是最容易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方式。这样就使得往后更多的年轻人产生了出国发展胜过留在国内的想法,从而形成国家在对高等教育培养上下足了功夫,可是在真正需要人才来为国家建设服务的时候却往往捉襟见肘的恶性循环。

二、印度人才外流的主要原因。

印度独立后始终将高等教育视作其教育中的重中之重,其超常规的发展模式在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为人所诟病的问题。在分析印度人才流失时,造成这一现象的往往不仅是其客观上的基本国情等内因,其在国家教育政策上的一些主观失误以及国外有意识的争夺人才等外因也同样对其人才的外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国家经济发展落后,人才待遇条件差。

由于长期受到英国的殖民统治,印度经济发展一度非常缓慢。1991年印度正式开展经济自由化改革,在此之后其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虽然其经济在本世纪已得到飞速发展,但由于其巨大的人口负担,以及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其人均收入水平仍然处在世界低端位置。在印度,贫富差距大,洁净饮用水少以及城市等基础建设差等问题仍然是政府的一块烫手山芋。另外,印度是个农业大国,地区经济差异偏大,农村的基础建设条件差,供房,饮水,基础教育条件等都还处于较低水平。

(二)精英教育模式下高等教育优秀资源配备有限。

印度政府向来注重高等教育发展,希望通过高等教育增强其人才的竞争力。建国初期,尼赫鲁政府就曾效仿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模式先后建立了6所被视为印度科学皇冠上瑰宝的印度“麻省理工学院”,以此拉开了印度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培养和造就高新技术人才、并以此来发展本国高新技术的序幕[4]。因为印度政府知道,想要在短期之内翻转印度,由贫到富,由文盲变文明,是不可能的。他们希望借助金字塔顶端高端技术人才的力量,带动下面更多的平民。因此印度政府的教育政策可以说就是大力扶持几所具有“产业导向”的重点院校。为了这些院校的成立,政府提供土地、资金、协助募款,无一不是倾全力支持。显然,政府的这种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又同时造成了其高校建设发展中的“马太效应”。

(三)教育结构不合理,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与经济发展失调。

印度教育结构的失衡主要体现在高等教育与义务教育间的失衡。众所周知,印度是一个经济教育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其义务教育的普及度至今还不算高,全国人口中尤其是农村人口还存在大量文盲,文盲率居高不下。从产业经济角度出发,发展中国家在初始阶段应首先发展第一和第二产业,理论上,经济结构对人才的需求应呈正三角型,即社会需要大量具有基本教育水平的熟练工和半熟练工,只需要少量的高级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以及处于中间位置的中级技术人才。而现实情况恰恰相反,印度人才培养呈倒三角型,即高等教育的爆炸性发展却是建立在极其薄弱的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基础上。这种采取了让更多的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模式,把教育发展的重心放在了高等教育上,造成整个教育结构的失衡发展,导致了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等不良影响。毫无疑问,印度高等教育发展对推动印度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其爆炸性的发展使得不少有识之士意识到,印度高等教育培养出的人才远远超过了经济发展的需求和社会所能容纳的限度。

(四)国际交流合作中发达国家有意识的人才争夺。

印度国内相比,发达国家优秀的科研基础设施以及相应的学术氛围也成为了其争取外国高校人才流入本国的重要砝码。近些年来美国等发达国家对技术岗位需求的与日俱增使得许多印度青年得以在国外找到工作,进而安顿下来。经济上的支持,良好的设施与环境使得越来越多的印度年轻人觉得国外似乎比本国更有发展前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发达国家对于技术性人才的需求量剧增,美国更是在1990年设立了面向IT技术人员等专业人员的“H—1B签证”,以吸引印度等国的技术性人才流入美国,为美国服务。由于印度本身曾受到过英国的殖民统治,英语作为印度的官方语言之一确立了其人才在国际流动中的竞争优势,加上印度的一些知名理工院校的学生本身素质高,在人才流动中更是成为了发达国家争相聘请的香饽饽。

三、印度高校人才外流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启示。

印度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防止人才外流,这些措施包括提供高额的薪金报酬以及舒适的工作环境,政府加大对高校的财政投入,改变教育结构失衡,限制高校过快发展等,其取得的成就以及其中出现的问题与不足都给予了我国针对高校人才外流等问题的高等教育发展以重要启示:

(一)为高校人才营造合理的报酬机制和良好的工作环境。

对于大部分印度出国人员而言,发达国家高额的报酬和良好的工作环境是吸引他们的重要因素。对于中国的外流人才而言关于待遇和工作环境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关于待遇方面,应该建造合理的薪酬支付机制,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工资差距。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工资差距很大,这是不争的事实,单纯期望用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留住人才是不现实的,还必须给予海归人员一定的社会福利。对出国留学的高校人才不仅要解决他的个人问题,还要为他的家人儿女等考虑周全,使其无后顾之忧。印度和中国不少有才华的青年科技人才之所以出国留学或就业,原因之一是国内的研究条件和学术环境不理想。他们出国定居海外的动机之一也就是希望有显示自己才能的机会,有优越的工作环境和现代化的实验设备,并且在物质生活条件上丰裕一些。工作环境不仅只包括物质上的工作环境,同时还包括合理公平的人事环境。因此在尽可能改善工作环境,配备良好设备,提供充裕科研资金,为科学人才潜心科研多出成果创造条件的同时还需建立起公平合理的用人机制,让人才归国后能够发挥其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充分调动其工作积极性。

(二)高校自身发展需跳出规则,走自身特色办学发展道路。

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作为社会公益事业,国家财政投入始终起着主渠道作用。然而,随着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经费投入的结构性矛盾亦日益突出。更多的院校清晰地意识到在与一些重点院校的竞争中,走自身特色发展道路已经成为未来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曾经在1998年到2000年间连续获得3次诺贝尔奖,如今这所学校在美国已经是公认的一流大学了。[6]但是20多年前,它在加州大学的9个分校中也只是二流的。其成功的关键在于该校化学系选择了当时比较冷门但是有自己特色的研究方向进行研究,而没有选择当时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都在研究的热门方向,这一政策方针使他们终于获得了成功。如今,这所学校已经成为了美国化学和物理学界学者都推崇的学术园地。不同类型的大学有不同的功能,一个国家需要一些世界知名的大学,但并不是每一所院校都能成为重点中的重点,跳出固有的综合性发展思维规则,走自身特色发展道路则可避免与重点院校在人才经费等资源争夺中的冲突,合理分配自身优势资源,使高校人才在本国能有更多更加合理的选择。

(三)及时做出教育结构调整,使高等教育人力输出与经济发展相协调。

印度经济尤其是IT产业的巨大成就主要得力于高等教育对高科技人才培养。但是印度的初等教育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印度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它的教育层次结构应该是专科生多,本科生次之, 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教育应有计划地发展。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印度培养了过多的本科生和相对较少的专科生。大学毕业生供过于求, 有人为了寻求更好的出路只有向更高层次发起冲刺,导致了研究生教育的膨胀和降级使用, 而研究生和本科生又不愿从事与他们的学位不相称的较低职业,最终流入了失业队伍或者流向海外。这一问题已经引起印度政府的重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政府采取限制高等教育发展速度,扩大中等技术教育的措施,这样使得大多数人完成中等教育后就能够进入公共服务部门和其它中低级工作部门。据统计,印度已有三分之二的邦已建立了中级技术学院,全国已建立这类学校83所, 这些学校既培养技术人员、技术工人, 也培养初级和中级管理人员。[7]从而一定程度地缓解了高级科技人才降级使用的问题。但高等教育“大扩充”也带来了严重问题。造成国家资源的极大浪费和大量人才失业甚至外流。印度在这方面的教训说明,教育发展规模应适应于国家经济、政治和科技发展的需要。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应该吸取印度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教训,既要重视高等教育的作用,又要根据国情寻求科教兴国的战略途径。

(四)理性对待高校人才外流。

被称为“计算机总理”的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就曾发表言论说:“即使一个科学家、工程师或医生在50岁或60岁时回到印度,我们也没有失去他们。我们将因为他们到国外获得经理职位或成为富翁而高兴。我们不要大惊小怪,不要把这看成是人才流失,而应把它看成是智慧银行,正在积聚利息,等着我们去提取。我们必须培养发展不仅能在印度工作,也能在全世界工作的人才。”[8]对于人才外流的问题,我们不能单单以出国后归不归国作为对高校人才外流的问题的唯一评判标准。我们应该理性区理解高校人才外流并不等同于高校人才流失。一些人才出于自身角度考虑,出国还是不出国,出国回归还是留在海外,都是一种有限理性行为,即在特定约束条件或时空情境下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在现如今改革开放,经济全球化的大本景下,在人往高处走的人力资本理论下,从某种程度而言,人才做出的理性选择也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我们单单从伦理角度看待问题就显得过于片面而没有前瞻性。一些人总认为一个学生经历了中考,高考和高等教育等国家多年的精心培养后,仅是一个托福考试就好像切割机收稻谷一样就把他们全收到了美国等发达国家。可是从长远角度出发,他们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国外良好发展后,同样能够回报祖国,甚至能够比在国内作出更大贡献。例如大部分的海外华人华侨能够起到中外友好的沟通桥梁作用,成为国内经济和平发展积累不可或缺的国际资本同时还肩负着将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等重要责任。这样,从人才外流的正面效应而言,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人才外流并等同于人才流失,更不应该单纯从伦理角度出发将其仅仅视作是一种可耻行为。

参考文献。

[1] 鲁兴启.印度人才外流的现状、原因及对策[J].世界研究科技与发展,1992(6).

[2] 雷启淮.当代印度[M].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3] [4]吴 爽.全世界都在抢人[R].中国财经报,2009—9—5。

[5] 吴凤菊.当前我国人才逆向流动探因[J].合作经济与科技,2006(8)。

[6] 陈昌贵.如何正确看待我国的人才外流[N].科技导报,1995(3).

[7] 冯增俊.当代国际教育发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21。

[8] 秦志龙.印度有个计算机总理[R].中国财经报,2008—5—14.

[9] 赵中建.战后印度教育研究[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143。

[10] 李宝元.人本发展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11] 孙晓峰.教育支出的比较分析[J].教育经济,2001(1)。

作者简介:凡文吉,男,1988年5月,湖南长沙, 广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育经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教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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