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门第·门风
成思。
门，《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建筑物的出入口，又指安装在出入口能开关的装置”。门是供人通行的，门又是禁止人通行的。有门可以防贼，有门可以拒不速之客于门外。
门本是家的“界碑”，而随着时代的变迁，门早已突破家的界限，从家门延伸至村门、乡门、县门、省门直至国门。而且，造门的人，越来越注重门面，设计造型各有高招、各具特色、各显风采，有些地方的有些门，门面愈来愈豪华，已演变为个别地方官员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据媒体报道，甘肃省榆中县，属于国家级贫困县，却举债6200万元，在城市入口处“造景”“造门”;陕西省韩城市投资1.9亿元，在城市出入口处造“鲤鱼跃龙门”景观。两“门”均被住建部通报。像这种劳民伤财的门还是不建为好，岂不知，一个地方的形象，不是看“门”的漂亮外表，而是靠“门”内良好风气来塑造的。
一直以来，无论门的造型怎样变化，其基本功能仍大同小异。门的高下尊卑，主要取决于门内主人的身份地位和学识操守，世人称之曰“门第”。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人不同，门亦不同。门分贵贱，权势之家曰豪门，卑庶之家曰寒门;门列有派，王侯将相之家曰名门，达官显贵之家曰权门，诗书礼仪之家曰儒门;门显贫富，钟鸣鼎食之家曰朱门，平民百姓之家曰蓬門;门见冷热，大权在握，门庭若市，罢官丢职，门可罗雀;门生荣辱，儿孙出人头地，曰光耀门楣，子女男盗女娼，曰败坏门风;门有虚实，佛家禅房曰空门，囚犯之室曰牢门。门里门外，两种世界，两样人生。
封建时代，门第高贵，升官晋爵，捷足先登，兵丁徭役，皆可赦免。至于婚姻交友，更讲究门当户对，因而“贾府上的焦大不会去爱林妹妹的”。
显赫的门第，大都是由祖上博得的。有的靠“一刀一枪，血染疆场”打来的，有的凭“寒窗苦读，金榜题名”考来的，有的是“克勤克俭，艰苦奋斗”拼来的。古人云“君子之泽，三世而斩”，祖宗辛辛苦苦成就了事业留给后代的恩惠福禄，往往经过几代人就消耗殆尽了。《红楼梦》中贾、史、王、薛四大家族，可谓门第显赫，到头来也是“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最后落得个“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其实，这也是晚清八旗子弟最后下场的写照。
门第的风光在历史长河中如浪花一溅，而好的门风，即一个家庭家族的德行风气，才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资产，也是子孙后代取之不尽的财富。纵观古今中外，家教与门风给予子孙的影响是深远的。
门风，即家风，不仅靠言传身教，还要靠规矩约束。《钱氏家训》曰“欲造优美之家庭，须立良好之规则”，亦有《颜氏家训》《包拯家训》《曾国藩家书》，代代相传，彪炳后世。钱氏家族自唐末历五代，又经北宋至南宋，四百年间吴越钱氏始终保持“位极人臣”，封君王、国公者二十余人，封侯拜相、入仕内阁者，将近百人。到了近代更是人才“井喷”，文坛硕儒、科技巨匠云集，海内外院士子弟数以百计，因而钱氏家族被公认为“千年名门望族，两浙第一世家”;晚清名臣曾国藩是历史上善于治家的典范，在曾氏家族中形成了好学、勤俭、自立、修身等良好的家风。正因为如此，曾氏家族出现了像曾纪泽、曾广钧、曾约农等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诗人、科学家，成为大清“第一世家”;当代有焦裕禄、郑培民、孔繁森、杨善洲、谷文昌等优秀人民公仆都有严格的家规家诫，教育子女自立自强，切莫倚“门第”而自骄，仗“势力”而妄为，借“优越”而自堕，更不可靠“后台”而乱纪，不给子女谋“官路”、开“财路”、留“富路”，不因一己私利而败坏了门风。这些良好家风的传承与弘扬，不仅泽及子孙，而且带动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增强了群众对党的信任和拥护。
（摘自《杂文月刊》）。
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见识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