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书评创作研究
摘 要：就徐志摩的书评创作在内容、特点、以及意义、局限性这几个方面借助文本分析法展开研究，总结出徐志摩书评的内容主要有客观评价作家作品、介绍作品成书过程和内容简介加书目推荐三个部分，书评特点为1.热情真诚的情感之“爱”；2.温和诗意的语言之“美”；3.随意广泛多样的形式之“自由”，体现徐志摩的文学创作特色，为读者还原一位“书评家”徐志摩，期待能够拓展徐志摩研究的范围，弥补现当代书评创作研究不受重视的缺憾。
作为新月派最著名的诗人，徐志摩的诗作脍炙人口。然而除却诗人的头衔外，他还有很多其它身份，如散文作家、戏剧作家、书评家、新月书店的创始人之一、《新月》杂志的主编等。有关徐志摩研究的论文或著作俯拾即是，但就其书评方面的研究却寥寥无几，原因主要在于：1.他的书评创作篇目本身不是很多；2.他所写的书评文章刊印四处，未能完整地收集；3.书评这种文体较为特别，通常收录在散文集中，不易于确认。然而作为其创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徐志摩的书评体现了其鲜明的创作特点。本文通过对徐志摩书评的分析总结，概括徐志摩的书评创作内容和特点，客观评价其书评的价值与意义，从而较为深入全面地把握徐志摩的创作。
在书评中，客观评价是最基本的内容，徐志摩首先会对作家的生平、品性、与之交往的经历，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其次点明作家在国际国内文学界所享有的声誉名望以及相关作品所取得的成就；最后再以简短的评价来表达自己的敬佩之情。比如他赞许开痕司是“最有名的经济学者”[1]（P250）期盼他能来中国讲学；他宣称《玛丽玛丽》是斯蒂芬斯“有名的精品”[1]（P10）；他欣赏沈从文的才华，肯定他的《阿丽思中国游记》是“极可珍贵的大制作”[2]（P292）。
（二）介绍作品成书过程。
一方面介紹作品的写作状态，如交代写作缘由、写作地点、与本作品相关的人员等。作为新月书店的创始人之一，《新月》杂志的主编，徐志摩得负责推荐宣传，书店说“如其作者不来几句序言”便不好打广告，这才让他不得以写下这只言片语去期望读者“不能更多的责备”[2]（P395）。《巴黎的鳞爪》集子中收录的几篇短文皆是在陆小曼的书桌上写成的，他直言这集子是写得不容易，想必夫人一定是对他多有评判吧。而《玛丽玛丽》能在中国面世，徐志摩在后记及附注里专门感谢了沈性仁女士承接翻译这部书的任务。他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懒惰，将《落叶》这一散文集的出版归于孙伏园和李小峰的催促之功。另一方面还交代了作品的刊登发表状态，何时、在何处、以何名称发表，体现了当时的作家难能可贵的出处意识。例如在《醒世姻缘》序、《卞昆冈》广告语、《落叶》序中就有所体现。这里单举一例，在《落叶》这部散文集的序里，徐志摩特意说明《论自杀》《守旧与“玩”旧》是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过的，某篇原稿丢失或是某篇被删减割去以至于未能收录在这集子里，各中事故介绍得甚是详细。此外就“落叶”这一名称的来源也还悉心地解释了一下，给读者展示了清晰的成书过程。
（三）内容简介加书目推荐。
徐志摩的书评有时会对一部书的内容进行简短地概括，交代故事情节、主人公，还会点明本书中的附带内容像是其中有无“序”“跋”、此书敬献给何人这样的信息，帮助读者厘清本书的容量，便于今后的阅读查找工作。为了让读者更易于接受外国作家斯蒂芬斯的作品《玛丽玛丽》，他先讲了一个上海姑娘和红头阿三恋爱的假设，为阅读这部作品提供心理建设基础，并让读者在这样的期待视野中展开想象，接着徐志摩才引出本书是讲了“一个同样的小姑娘和一个同样的大汉子发生了恋爱。”这样一来，便更能引发读者共鸣。在对书籍进行内容简介的前后往往会穿插对具体某篇、某章节的推荐，提示读者哪些可以作为重点来进行阅读。在短篇小说成为一种新鲜文体流行起来的大背景下，他说这所谓“短篇小说”可不是我们以往主观认为的相较于“长篇小说”的“短的”小说，而这部《现代短篇小说选》之所以推荐给读者，原因就在于它充分展示了编者“选择的标准”，而这标准正是能体现“短篇小说”特点的。他指出“远到契诃甫，近到Stefan Zweig 与Aldous Huxley，这集子几于篇篇都值得读”[2]（P300），可见他的欣赏与推荐之意。他直言自己的《自剖》是一部令读者不愉快的文集，是作者苦水的倾吐，但好在“至少末了有一篇标题叫《血》的似乎值得‘有心人’们的一瞥”[2]（P265），这“有心人”一词的使用是不是正好激起了读者的阅读热情？因为谁又愿意做个“无心人”呢？
徐志摩先后留学美英，这段经历使得他的文学思想一直都带有西方色彩，在《徐志摩与志摩徐——浅析徐志摩融会中西文化的独特人生观》一文中，作者就指出从徐志摩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浓郁的中国古典文学和热烈西方欧美文学的碰撞交流”[3]。在这种碰撞之中呈现出一定的资产阶级倾向，正如钱杏邨在文章《徐志摩先生的自画像》中所言，他的散文是一种取着资产阶级形式的作品，故意讲究“节奏震动，堆砌做作”。钱先生的评价似乎有些过激，但想必一定不无道理。在笔者看来，徐志摩是继承到了这资产阶级的形式，表现为他语言的华美诗意、意象的准确选取和结构的铺排设计，但更多的是他取得了资产阶级所推崇的人文主义的精髓，终其一生都在对“爱”“美”“自由”展开追求。好友胡适在《悼念志摩》一文中诉说徐志摩的一生便是奉着那一点“单纯信仰”过活，在这信仰里边有着“爱、美和自由。”这三点人文主义的精髓便是徐志摩思想中最闪光的地方，也是他文学创作的主要特点，在他的书评创作中也得以完美地体现这“赤子之心”的追求。
他的书评的表达和形式都很自由，带有其散文的特点，大多收录在他的“散文卷”中，但是书评是一种单独的文体，还是要区别于一般的散文。在笔者看来，这书评呈现出一种“浓的化不开”[4]的散文特点。这“化不开”的“爱”不是技法的纯熟运用，不是语言的刻意堆砌，而是一种热情、真诚的情感。
徐志摩对待书评事业的热情在他面对外国作品时表现得极为强烈。总体来看，徐志摩的书评中提及国外作家作品的文章占据了很大一部分，他毫不避讳地宣称自己对于“英雄崇拜”的势利，赞美卢梭、丹德、波特莱是伟大的“灵魂探险者”[2]（P298），这每一位大师都是他在“有力量能爬的时候”立志要攀登的一座座“高峰”。1928年徐志摩出任《新月》主编一职，他在《新月》月刊每一期都留有用于译介西方作品的版面起名为“海外出版界”，还设立了“书报春秋”专门用来刊登作家们的评论文章，那时许多文章正是经由这些版面得以与读者见面。年轻气盛的徐志摩正是用这种方式铺展一条新的文学路，通过自己对西方文学的热情接受与推荐来传递西方文化。他是爱戏剧的，在新月社活动期间曾多次想要演出戏来看看，但出于多重原因也只为泰戈尔的访华导演了一出《齐德拉》。出于对戏剧文学的喜爱，他也曾多次点评戏剧作品，无论是剧本《得林克华德的‹林肯›》，还是戏剧表演《看了“黑将军”以后》，他直言自己的感受，借助笔端用文字进行记录表达。在《卞昆冈》即将正式与读者观众见面的时候，他在广告语中强调这本子与“初出世时狠有不同”“能够看得到进步”[2]（P301），也展望这一部作品能给最近沉闷的戏剧界一点积极的影响，从中可见徐志摩对于自己热爱的事物的热情！
对于真诚这一特点，笔者从徐志摩对外国作家作品，对国内作家作品和对其本人的作品这三个方向进行阐释。
徐志摩真诚地告白，他对于西方作家的崇拜就像“崇拜自然和爱一样”[5]（P545）。这种崇拜之情在徐志摩笔下落为怀着“赤子之心”地书写，即真诚地表达，说真话，做真人。徐志摩之所以放弃唾手可得的美国博士学位赶赴英国剑桥大学，正是源于他对罗素的无限崇拜，但“天公不作美”，徐志摩来时正巧赶上罗素到中国讲学，后经多次周转他们终于有缘得见。徐志摩回国后的几年间，罗素曾将自己所著《中国问题》一书交给徐志摩，拜托他推荐给中国读者，徐志摩也写下了《罗素与中国——读罗素著〈中国问题〉》这篇书评，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这位“真了解真爱惜中国文化”[6]的伟人的著作。
再来看看国内作家作品，主要是沈从文、凌叔华这几位关系较好的朋友常常让他作评。他真诚地夸赞好友的那份天资，相信看过沈先生作品《鸭子》的读者一定都能體会“先生的天才”[2]（P293）。只有三言两语，不加夸赞或是鲜明修辞，仍旧能感受的到诚挚热情的推荐之意，徐志摩让读者自己去明白《鸭子》的蜜处，引起兴趣再进一步欣赏这部“真能代表他的天才”[2]（P293）的《蜜柑》，也是充分体现徐志摩对沈从文作品的自信与尊重。为凌叔华作序时，他称赞“《花之寺》是一部成品有格的小说，不是虚伪感情的泛滥，也不是草率尝试的作品”[2]（P294）希望人们不是拿来随意浏览，而是做一个真诚的读者，悉心体会。因为他相信这真诚的读者是“不愿意随便吞咽旁人嚼过的糟粕”[2]（P219）。徐志摩因为胡适的推荐在读《醒世姻缘》的时候，满眼都是喜爱，通宵地看书，甚至还推荐给夫人陆小曼看，真是“逢人便夸”。由于这部作品是以“‘怕老婆’为主干的大书”[2]（P389），他读来颇感有趣，落笔也大方许多，洋洋洒洒写了近万字，还分板块来书写，如第三板块中他针对主人公素姐，从她的“姿态”“娇声”“谈吐”这三个方面进行详细介绍，真诚而不敷衍。在序的结尾偶感自己的笔又“跑野马”了，绕回正题又说了几句有用的话：全书结构很好，前二十二回说的是主人公的前世，倒像是“一个似乎过分长些的楔子”，但全书“没有一回不生动，没有一笔落‘乏’，是一幅大气磅礴一气到底的长江万里图，我们如何能不在欣赏中拜倒！”[2]（P390）读者在看完徐志摩的评介之后，能够对《醒世姻缘》抱有一个主观认识，之后与文本对话、交流与兴味获得真诚的感悟。
他的书评更多地是为自己作评，虽然他也曾说在自己的集子面前应该一言不发，交给读者去评判为最好，囿于种种原因他还是写了多篇自己作品的广告语、序文。对比顾颉刚的严谨认真治学为文，徐志摩自认“是个为学一无所成的人”，还不停地著书写作，尽是让别人替他“捏一大把冷汗！”[2]（P93）他谈《自剖》这个文集是“一只拉长的脸子”是“作者的一腔苦水”[2]（P265），倒像与读者真诚地聊天：“我的作品你看也可以、不看也无妨，你看了不愉快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
书评要架构起一座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桥梁，对评介的事业要有充分地热情，客观是书评者应该恪守的首要标准，那就要做到“真诚”。好就是好，绝不故作深沉而一言不发；坏就是坏，绝不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在这一点上，徐志摩笔下留情，体现出包容之心。毕竟书评也是奔着活跃文学这一目标而来，不必做到对他人作品从头到脚评得一无是处，拆原作者的台。哪怕是稍欠妥帖的书评创作，徐志摩也先充分肯定对方的劳动成果，正如他赞许姚华的诗与画都有其“独辟的意境”，在之后才指出其诗作翻译中“当然也不免有拙与晦的时候，尤其是晦”[2]（P364），进而对其“晦”之处进行具体说明。
（二）“美”之语言——温和、诗意。
徐志摩的“单纯信仰”中人们往往以为他对“美”的追求就是对于“美人”“爱情”的追求，其实不全然。撇开他在诗歌上对意象秀美、形式优美、内涵纯美的追求不谈，在书评中也能够展露他在语言上对“美”的追求，表现为语言的温和妥帖、充满诗情画意。
徐志摩身在富庶之家，“总颇有一点任性”[5]（P484）。但在这任性之外，他又是“对任何人从无疾言厉色”[5]（P484）。可能也是这一点温和的性情，使他成为新月社里的“粘合剂”，常常充当和事佬的角色，故而在张奚若的印象中徐志摩可谓是一生没有仇人。徐志摩在散文《自剖》里说“爱和平是我的生性”[6]（P409），在他看来书评家除了忠于文本事实的客观陈述评价外，还应该不刻意拆台、恶语相加，不要伤了真正的和气。俗语有言“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同为新月派的有些书评作家在作评时语言稍显刻薄，而他则持有语言的温和妥帖之美。即便恰逢与其观点不一致的作家作品或是译者时，一般也都先真诚地肯定其有益之处，然后温和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与意见，引用他人之言来印证自己的说法，在委婉中抒发、在情理中解释，在娓娓道来中让读者更欣然接受，也尽可能使原作者能够稍加理解。姚华作为美术大师对郑振铎先生的译作《飞鸟集》进行再译，名为《五言飞鸟集》，徐志摩为其写序，在序中他认可姚华的天资，对这部文言古体译国外诗充满了好奇，期待它的出版面世。还专门将姚华清新脱俗的句子在序文里做了明确表扬，如有这几句“曜时天上星，缀时花头露，星辰露亦稀，向晓花如诉。”[2]（P363），而后笔锋才转入温和地提建议之中，指出这种奇妙的文学因缘不免多少有值得商榷之处。他表示“茫父先生的心是玲珑的。至于他的译诗，我们当然不能责望他对于原作的正确”[2]（P363）。倒也算得上是勉强鼓励，尽显他的温和的语言风格。只可惜这集子的出版未能让“茫父”亲眼见到，所以也就不晓得他是否能理解接纳徐志摩的一点意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