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又一次出发

它希望这是一个重要转折,却面临又一次无功而返的窘境。

下载论文网   2013年5月,作为品牌重塑的首款战略车型,新红旗H7上市。

当时,一汽集团对外表示,这是花了50多亿元人民币,集1600余人团队之力,经过4年研发的一款公商务车型。

但,2013年和2014年红旗H7仅以2961辆和2708辆销量空洞地为红旗复兴做出注脚。

原因很简单,它寄予厚望的公用车市场并未如想象得好,高级干部换车必须等旧车更换时间到才行。

至于一般公务用车,因为“双18标准”(排量1.8升以下,价格18万元以内),它更加没戏。

至于私人市场,近30万元的入门价和市场对其的不认可或者说陌生,让红旗的理想无处安放。

红旗还有戏吗?   自1958年第一辆红旗诞生到今天,这个品牌有过难以忘怀的辉煌。

1987年北戴河会议,红旗因“油耗大”被勒令下马,此后经历了四位掌门人的沉浮,有过短暂复兴的春天,但更多是苦苦挣扎。

1988年耿昭杰主攻期间,一汽借助奥迪100复活红旗,其后有一些改型,但并无自己真正的杀手锏,导致其最终没落。

2006年,接任者竺延风在皇冠Majesta基础上HQ3,但基本是换标或者说换汤不换药的日本车血统,让市场最终仍然不买账,高举高打的“红旗盛世”苦熬3年后于2011年停产。

之后,一汽进入徐建一时代,红旗成为一个谁都知道但谁都说不清楚它究竟是什么,抑或它应该怎么做的自主品牌

当然,它还是有新的产品推出,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款红旗H7,但处境艰辛。

3月15日,因“涉嫌严重违法违纪”的徐建一8月13日被“双开”。

这个时候,《汽车商业评论》认为,整个外界应该都在猜想,红旗或许将被真正复兴,因为后来者没有退路,不能再糊涂一届,必须证明自己。

这就是东风前董事长徐平调任一汽董事长。

2015年5月初上任,不久之后,即5月12日下午,履新仅5天的他在调研一汽集团营销管理部时强调,“红旗品牌是我们的金字招牌,一定要做好”。

定位中国高端豪华品牌红旗再次出发,这已经是它在第四位掌门人手中的第四次复兴之旅。

已有前车之鉴,身材瘦小,不苟言笑,不喜置身镁光灯下的徐平如何能擎起红旗这面猎猎大旗?   手术   鲜有人能完整地还原或者复述徐平究竟在想什么。

他虽然马不停蹄地对一汽各业务板块进行调研,但每次出行都异常低调,亦很少带宣传部同行。

一汽集团报和一汽电视台对他的报道,虽然占据要闻版和集团重点新闻之首,但从来也都是言简意赅,举重若轻地带过。

3个月后,他真正走进手术室,拿起手术刀,开始对积重难返的一汽动大手术。

8月初,他颁布一汽集团发展自主品牌新组织架构:构建乘用车、商用车和红旗三个事业部,明确集团层面负责人,未来各板块拥有相对独立权――新架构无疑让管理、运营、协调和决策更为集中。

值得注意的是,红旗品牌被作为单独事业部提出――由一汽轿车总经理安铁成暂代管理,时任一汽集团副总经理的吴绍明分管――从中其实不难窥见徐平心里的那本账。

汽车商业评论》曾对此做过评论,这是一汽对自主品牌大刀阔斧的改革,更是这家建厂62年的老国企走向现代企业制造的关键一步(详细报道请见《汽车商业评论》8月号封面故事《难兄难弟》)。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20天后,吴绍明赴北京担任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会长和秘书长的消息却突然传出,其工作交由一汽集团副总经理秦焕明暂时代管。

但业界在惊讶之余,一汽也并未泛起更多波澜。

毕竟事关红旗的一些重大决策,徐平基本都会直接管理,他不仅言论上而且行动上都在推动红旗发展。

今年7月,在青岛的一次红旗SUV造型冻结评审中,他遵循市场部意见,推迟了原有计划,绝不允许将就。

通常容易让外界忽视的是,此番要害变化不仅厘清三大自主事业板块各自从属关系,更是借此令一汽从沿用多年且已病入膏肓的强职能制转向事业部制。

“显然,徐平在用东风那套管理思路来厘清一汽,但这么多年来一汽一直是强职能制,也不能立刻就把这种文化给革掉,只能逐渐改变。

”此间一位市场分析人士用肯定的语气告诉《汽车商业评论》,“这事一汽集团内部人做不了,只能由外部人来做”。

一汽并非没有打过这方面的算盘。

大约2005年、2006年时,一汽高层就曾召开过一次闭关会议,主题就是探讨一汽到底是走强职能制还是事业部制?   众所周知,早期老国企一般都是强职能制,事业部制则是1920年代诞生的新事物,被艾尔弗雷德?P?斯隆(Alfred P. Sloan Jr.)用来成功改造通用汽车后,成为绝大多数企业引用的模式。

但两者都并非企业管理的福音,前者容易导致各平行板块各自为政,后者各事业板块协作沟通难度加大。

“会议讨论的结果,很多人都希望做事业部制,但最终决策者定调还是做强职能制。

”有一汽高层透露,像一汽这样的大型央企,决策者要做什么改变,不仅自己要付出代价,还得让别人也付出代价。

“如果你在这里任期只有三四年,只需维持现状最好,这样没有任何风险。

”他说。

另一个消息对红旗未来走势也很重要。

一个名为产品规划部的新部门也在此时应运而生,它隶属集团直接管理,负责未来一汽所有产品系列。

打个比方,未来10年或者20年一汽将推出的车型;哪些产品到哪一年换代,其中哪些属于两三年的小改款,哪些属于8到10年的大换代……该部门确定产品路线图后,企业只需按照这条既定路线走下去即可。

但恰恰就是这么一张简单却代表企业未来的产品规划图表,却成为包括一汽在内诸多国有企业遭遇的管理上的致命问题。

因为国企负责人的任期问题,因为各部门袖里乾坤问题,也因为计划赶不上变化的问题,“这张规划图表根本没法做出来”,一汽不愿具名的高层人士对本刊记者说,“以往一汽没有真正的产品规划,只有工厂投资规划”。

一汽决策层原本打算将产品规划部直接纳入到投资规划部,原因也很清楚,“投资规划部权力较大,它发出的声音别人一般不敢反驳”。

但从日后事态发展看,此方案未被接纳。

据说“产品规划部不大,目前只有十几人,但大部分都是高级经理”。

红馆   从北京地铁5号线灯市口站C口出来,向左前行200米后再左转,途经阿斯顿?马丁、劳斯莱斯、法拉利、玛莎拉蒂等一干豪华汽车品牌展示厅,再向前直行约100米,树木掩映下,颇具毛氏风格的“红旗“两字便赫然映入眼帘:   红色的字体悬在黑色外墙上,显得低调、肃穆又不失雅致。

正门两侧是大型玻璃幕墙,左边摆放的红旗L5和右边休息区里的真皮座椅清晰可见。

外界在传说着它的不菲造价:经过层层角逐,投资人王龙芳在北京最具商业标志意义的金宝街,在寸土寸金的名车荟萃集中地,投资700万元,盘下近600平方米,用一年时间建成的这座展示厅,某种程度上被作为中国汽车自主品牌的象征和旗帜,其意义不言而喻。

展厅有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名字“红馆”。

红旗将首批9家红馆分别开在北京、上海、广州、西安、郑州、长春、杭州、福州9个城市。

虽然这些红馆各有千秋,但又基本保持统一调性:   它们均择地繁华商业地带;悬挂同样的红旗LOGO标识和VI;展厅里至少摆放三辆样车,包括L5和H7;厂家统一定制家具摆设,据说其中一条脱毛地毯价格便上万元;洽谈区被隔成独立的普通会客室和更具私密性的 VIP会客室;前台标配的是苹果电脑,至少要为员工定制两套工服。

负责引导的销售代表都着白衬衣,系红领带,配黑西裤。

一般来说,他们都要有几年营销经历,并经过挑选,再培训,考核过关后才能上岗。

金宝街红馆客户经理王瑞超就是典型代表,2009年他大学毕业后先在沈阳做了两年商用车销售,2011年到北京后应聘到北京龙泽销售公司旗下的一汽丰田店,销售业绩和收入都还不错。

2013年金宝街红馆竞争上岗,王瑞超认为是一个好机会,便报名参加,最终成为两名胜出者之一。

当年7月,一汽轿车将这9家红馆的20多位销售、后勤和辅助人员集中到厦门进行为期14天的培训,从红旗沿革历史讲到新红旗产品,最后一天是考核。

通过后上岗,反之则打道回府。

现在,与他同时进入红馆的同事因家庭原因离开,王瑞超成为该红馆元老级员工。

每位被授权的红馆投资人都会想方设法布局二级网点。

王龙芳也是如此,《汽车商业评论》了解到,北京龙泽旗下已有三家直营店建好开业,分别位于回龙观的龙泽、西北旺和亚运村。

而位于西北五环和花乡的两家直营店正在建设,最近一两个月内将开业。

此外,位于五方桥的一家直营店正在谈判中。

而在今年底,另一家由北京奥吉通集团投资的红馆也将开业。

按照规定,红馆正常营业时间是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

但为让更多消费者走近红旗,全国红馆将营业时间统一延长至晚上9点。

“下午5点到晚上9点这段时间安排值班”,彬彬有礼的王瑞超向《汽车商业评论》解释道。

这些付出并非没有回报。

依靠单一车型,红旗H7在北京平均月销量接近50辆,其中卖得最好的是2.0T豪华型。

而在成都,这一数字是二三十辆。

但如此大的投资,如此不妥协的品牌诉求,建设红馆注定是一项缓慢推进的工作。

8月下旬,一汽轿车销售公司总经理助理兼红旗市场部部长唐宏告诉《汽车商业评论》,至今年底,红馆数量将达20家,2020年这个数字有望达到80家甚至100家。

红旗”这两字大有来历。

一汽集团原设计师常冰告诉《汽车商业评论》,设计红旗H7时,他从古文物市场上淘来1967年版《红旗》杂志,以封面字体为基础,用矢量化数字软件精描一版标准文字。

因考虑到印刷体与实体制作的不同特性,他对毛体字迹做了一些优化处理,如你所见,最终形成新一代红旗车上使用的标准字体。

显然,不管是过去的红旗还是现在的新红旗,它从来都不缺乏政治底牌,这副底牌与历史有着纠缠不清的传承关系。

中国汽车工业诞生62年来,中央政府层面仍然希望能有一款真正意义上的自主豪华品牌当自己的门面。

汽车商业评论》认为,这一重任,不管是东风即将呼之欲出的东风一号,还是上汽精心打造的荣威品牌,估计都难以胜任。

但这绝不是红旗底牌的全部。

毕竟要想能够真正活下来并发展下去,而不真正占领私人消费市场,一切也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

过去的种种努力和教训都已经证明高高在上的红旗为什么失败,现在凭借这款乔治亚罗设计的红旗H7,它希望卷土重来。

重生   2015年9月11日下午,在一汽集团总经理许宪平,时任副总经理吴绍明和两办相关领导的陪同下,徐平再次来到一汽轿车公司红旗制造部调研。

在近两小时的调研里,他们参观了红旗制造部H平台和L平台的总装车间和焊装车间,并对当下红旗较突出的问题进行探讨。

听完红旗制造部部长郭世君从历史回顾、组织机构、工厂布局、项目状态、生产情况、开发模式、管理概念和体会建设八个方面的汇报后,轻易不表扬人的徐平竟然神情轻松,露出少有的笑容。

他说,红旗事业在当前发展中处于信任和口碑的关口、突破的关口、成长的关口。

红旗事业做好了,能够增加中央和群众对一汽红旗的信任,对我们来说是责任和动力。

我们的H平台和L平台产品线已经全面展开,一旦形成规模将势不可挡,这是一个机遇”。

与此同时,他还要求红旗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质量意识、品牌意识、成本意识、服务意识、精益管理和精益投资意识、改善意识等八大意识,并做好红旗研发制造的保密工作(详见附文《红旗正处于关键关口》)。

现实问题依然急迫。

以生产场地为例,在5号门附近,一汽丰田越野车生产占用了红旗生产线,这个历史遗留问题能否立即解决?今年初,当一汽轿车参照2014年销量,小心翼翼地为红旗定下3000辆年度目标时,没有多少人想到到年中时这个目标就被提升为5000多辆。

但即使市场有强烈需求,依红旗H平台开足马力单班每天生产26辆的产能,它也实在生产不出更多红旗来。

但舆论界并不领情,他们习惯于在文章中追问,即使是5000辆,这个数字也是沧海一栗,也不能证明红旗已经涅??重生,进入到寻常百姓家。

“二三十万元的车,可选择性太多,买红旗的人都有老红旗情结,但红旗H7是什么?太不伦不类。

”一位业界人士在给《汽车商业评论》的反馈中这样写道,“做红旗L5的缩小版,这才是出路,替我向一汽建言……”   “请再给我们一些时间,就会看到红旗越来越多的变化。

”对此,唐宏如此回复道。

今年3月,他从一汽轿车产品规划部调任一汽销售公司负责红旗市场营销工作后,便带领市场部团队对红旗品牌重新进行调研和反思。

他们发现,在消费市场,红旗有知名度,但缺乏熟悉度,“这么多年红旗离大家有点远。

”他实事求是地说。

这种背景下,红旗市场部开始转变传播思路,以“心怀理想的前行者”为品牌基调,避开爱国牌政治元素,在国内11个主流机场摆放展车,发动各地经销商组织试驾活动。

至上半年盘点时,红旗超额完成任务。

在预计下半年销量时,唐宏表示将提升60%~70%。

更多改变也在发生。

7月10日,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月度信息发布会上,一汽轿车销售公司副总经理崔大勇现身,当与现场人士分享红旗现状与未来规划时,他提到的一组数字让大家感到振奋。

红旗在私人市场的比例已从最初的26%提升至69%,成功实现市场结构转型”。

他说。

红旗主动在媒体面前现身并传递市场信号,过去数年从未有过。

”《汽车商业评论》认为, 尽管目前还无法对未来红旗下定论,但是显然,他们已经再次重新出发,而且以前所未有的积极心态和不再空空的行囊。

8月27日,“红旗践行中国梦想之旅”体验试驾活动在北京银泰中心六层“XIU”酒吧收官。

之所以择地于此,唐宏说,这是因为“它结合了传统四合院和现代酒吧文化”。

汽车商业评论》认为,通过这场于8月1日开启的体验活动,通过探访、闻听和追寻方式,将历史印记与现实人文结合,红旗用一场历时30余天,行进2000余公里,跨越郑州、西安、长沙、成都和北京五大文化重镇的体验之旅将自己重新送入战场。

更长远的产品规划亦浮出水面。

2020年前红旗将有5款以上新产品推出,其中2017年和2018年红旗将密集投放产品,尽快形成包括B、C、D、E级和SUV在内的产品线。

红旗将如何走到那一步?   “在整个红旗品牌里,红旗H7只是一款面向民众市场打头阵的产品

它的意义更多在于存在,而不是销量。

它一定要先出来,有了H7才能有后续车型。

所以,红旗H7注定是块奠基石。

”常冰这样提醒《汽车商业评论》,红旗H7的历史任务,一是让大家知道红旗在做这个级别的车;二是建立红旗H平台

“建立一个平台绝不是件容易的事,这是一汽自己整合的平台

直到现在,这个平台才算真正稳定下来,接下来它就可以衍生很多车型。

”这位对红旗品牌有着浓重情结的资深汽车设计师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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