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科技大学内部管理体制特点及启示
摘 要：香港科技大学（以下简称科大）位于香港九龙清水湾，在短短的二十余年，已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列。科大的成功之处除了有她着眼世界的办学理念，高标准、人性化的师资建设，更为重要的是科大具备较完善的内部管理体制，同时对我国内地大学内部管理体制有如下启示：摘掉“行政”的帽子，使教授有更多的时间作学术；淡化行政管理，发展学术自由；在管理中“采人之智，聚人之力”。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4）02（a）—0007—02。
香港科技大学成立于1991年10月10日，是香港的第三所大学。她本着着眼世界的创校理念，和以人为本的创校基石，在最初建校的10年间，就已经崭露头角，从一所名不见经传的院校一跃成为国际型领先大学，在2000年科大研制的当今最小的纳米碳管被485名中科院士和工程院士选为2000年全球10大科技突破之一。自2001年起，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的全球工商管理学院MBA课程，香港科大连续三年亚洲第一。此后科大的发展更是节节高升。在2012年5月英国高等教育调查公司QS（Quacquarelli Symonds）发布的“2012年亚洲最佳大学排行榜”中，仍由香港科技大学蝉联冠军，全球顶尖大学排行中香港科大“EMBA课程”与“机械工程研究发表量”更是世界第一。香港科技大学在仅仅20年间取得了惊人的成绩，称得上中国大学的典范。这一方面不仅归功于其得天独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的优势，高标准、人性化的师资建设，同样也与其完善的内部管理体制是分不开的。
科大是一所英国体制下的，完全采用美式运作的大学，根据《香港科技大学条例》大学内部的管理的结构体系是校——院——系三层。科大的校长是学术的负责人，由校董事会任命的，向董事会负责。掌管大学的学术管理主要由学术事务部，后勤总务部，和科研发展部三部分组成。学术事务部下设工、商、文、理四个院。学院的管理结构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以院长为首的学术行政体系；另一部分是以教授为主组成的多个团体组织。系是教学，科研的基层单位，组成部分分别是：系主任及学术行政班子，教授委员会。[1]。
人本思想历史来源以人本的观念在历史上源远流长。我国古代就有“民为邦本”的思想。两千年前齐国著名政治家管仲最先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概念。他在《管子·霸业》中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荀子·议兵》中谈到“爱民者强，不爱民者弱。”意思是说，爱护百姓的，国家就强大，不爱护百姓的，国家就弱小。孟子也曾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我国的古代思想家的这些思想，有利于国家的稳定也为现代企业管理提供了有利的思想依据。
香港科技大学的前任学术副校长孔宪铎曾说过：“我深深地相信，科大要有成就，一定要靠着人。创建科大必须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立业的基本原则，是在学术和科研界成功的生存之道。”[2]学校最重要的资源就是人，也就是教师和学生。教授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来表达自己的意见。这种民主与集中相结合的学术管理组织采取了多方面的意见，避免了行政人员专断独行。同样学校的行政在规则架构合法的原则下面，尽力帮助教师们学生们能做要想做的事情。真正的做到了以人为本。
2.2 较少的行政干预。
大学常被看作是一方净土，属于学校中层干部的招生处长却引发巨额的贪腐，这使得社会对中国大学现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我国现行的大学管理体制如何，大学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哪些，大学是如何看待自主招生全面放权的问题。
孔宪铎在《我的科大十年》中指出：“创建科大的自由度大，政治干预，几近于零。香港政府拨款之后，没有连带任何条件，任何要求，任何框架，任何压力。科大在创建时期的自由度，在两岸是空前的。”[2]香港政府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全力的支持科大，使科大人可以挣脱束缚，放开拳脚的去创造，去发展。最终把科大打造成世界一流的大学。
2.3 实行全面负责的“一长制”。
一所学校的发展离不开校长。科大实行的是校董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科大的校长可谓是一个全面负责的角色，校长既是最高行政执行官，参与决策学校的行政事务。又是最高学术领导人，带领着教授们潜心钻研搞学术。
教授治校制度来源于美国，现在被引进了科大，教授是大学的灵魂，科大的成就来源于一流的教授。科大的学术委员会成员共55人，包括：行政人员14人，系主任19人；“阳春教授”19人；学生代表3人；[1]科大教授在学术管理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教授不仅享有高度的学术自由，能广泛参与学术事务的决策和咨询。教授还可以在学校中充分行使学术权力。除此之外，教授们还要进行教学与研究，并参与校内外的一些研究活动。所以说：“教授治校”要求教授们既有管理学校的权力，又要担负起学校发展的责任。[3]。
3 香港科技大学的内部管理体制对完善我国大学管理体制的启示。
由于我国内地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特殊性，使得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倾向于行政化、层级化，同时存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失衡等问题。所以完善大学内部的管理体制十分必要。尽管内地高校与科大的办学模式，运行体制不同。但办学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虽不能复制，但却可以借鉴香港科技大学管理体制的成功之处来逐步完善内地大学的管理体制。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曾经指出校长头上不能有太多衙门，基本的一点也就是“去行政化”。高等教育本就不应该有行政化。有很多优秀的校长很想做点事情，但是能做的很少，就是因为头上有太多机构管着他们。中国并不是缺乏人才，而是缺乏让人才自由发挥的体制。[4]内地的许多大学组织机构仍然受外部政府政策、社会力量的控制和制约。权力运行上沿袭了政府的行政体制，有较浓厚的“官本位”色彩。[5]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