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越界：自如与限定
提 要：鲁迅的散文小说之间的文体越界无疑具有独特的开创意义，如果从这两种文体跨越的朝向来看，可分为“化小说”和“小说化”两个层面：前者往往体现了鲁迅小说性增强的一面，而后者则使得思想的流动与延续更活跃。研讨鲁迅的文体越界不仅使我们可以看清楚鲁迅的经典实践，也可能让我们更清醒地评判现在。
文学创作中各种文体之间的互动和各自的演变往往是不断发展的，其更新程度很多时候超出了批评家相对缓滞的刻板印象。尤其是到了后现代社会或后现代色彩/因素漂浮的社会中，文体之间的界限似乎更加模糊。回到中国语境中来，1990年代以来的文坛上，更多是由文学场域的积极构成者——文学刊物所引发、倡导的文体越界书写似乎颇为时髦，1999年甚至被批评界称为“跨文体写作年”，当然，跨文体写作也可能成为一些作家自诩先锋的招牌动作/策略。
何谓文体越界？简单而言，它是指文学书写过程中对固有体裁规范的打破与跨越。如果从合成文体角度看，它至少包含了散文诗、视觉文本（visual—text）等体裁。而文体之间的文体镶嵌似乎更为常见。考虑到不同文体不断现代和发展的历程，一般而言，小说借用其他文体类型对其自身进行丰富和跨越的现象更多见，毕竟现代小说（novel）概念的被发明则被认为是1742年，而无论是在卢卡契（或译卢卡契Gorge Lukács 1885—1971）那里，还是巴赫金（M. M. Bakhtin, 1895—1975）那里，小说理论家们大多不约而同地视小说为一个不断发展的体裁。
需要指出的是，文体越界（trans—gee）和文本互涉（Intertextuality）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简单而言，文本互涉是同文本的发展密切相关，指不同文本之间的互相指涉关联，或者用于指涉不同或并列文本（或陈述）之间的特殊语义关系，它更多侧重意义方面的关涉。由于此概念有其自身繁复的使用历程，此处不赘。而文体越界则首先是文体学层面的概念。但在实际中，也确实屡有学者将此问题搞混。比如郑家建在解读《故事新编》时，将文体越界分为文本的互涉性和文本的误读性两个类型，然后又指出其关键内涵是“一方面，它在文本内部创造了思想与文化上的对话与交锋，它表现的是一种主体思想的‘内在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这种‘文体越界’，使得作家的创作，具有了‘后现代主义’的艺术思维方式。”显然，郑捆绑并混淆了文体和文本的概念。而实际上，只有文本互涉中互涉的对象被部分移植到新文本时，才会使得这两个概念部分重叠，而在多数时候，它们的差异比较明显。
毋庸讳言，尽管文体越界这个词在今天比较时髦，但如果采用谱系学（genealogy）的方法考察现代文学书写的可能源头或者是更准确的“前驱”时，鲁迅的此类操作无疑具有独特的开创意义。笔者聚焦于鲁迅最重要也是他最看重的五个集子：《呐喊》、《彷徨》、《故事新编》、《野草》、《朝花夕拾》来探讨其中散文与小说的互跨。当然，如果从这两种文体跨越的朝向来看，可分为“化小说”（即其他文体对小说的渗透）和“小说化”（即小说对其他文体的影响）两个层面。
作为相对晚近诞生的文类，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自然有其应运而生的特点和优势，而其他文体和它的关系尤为密切。或者是它们对它的影响，或者反过来，它对其他文体的吸纳，往往既是潜移默化的，又是主动为之的。
1.整体态势：递进的小说性。在前苏联著名思想家巴赫金那里，小说性（novelness）作为一种极具活力的冲击性力量和兼容并蓄的整合性力量自然是引人注目的 ，更进一步，现代小说因此可能具备的现实性、杂语性和开放性（未完成性） 等特征，这使得其他文体和小说的镶嵌与融合成为可能。如果将视野投射到中国近代小说到现代小说转型期，在中国近代小说（1840—1919）中已经有了“化小说”的特征，即在晚清小说中其实也开始包含了其他体裁，如：日记、散文等。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鼻祖，其《狂人日记》中也包含了类似的包容性，而不仅仅是意义的张力或者是文白夹杂，古文书写的楔子仍然有章回小说开端的影子，但正文13节思绪的流动却极其现代。在《呐喊》中，可谓是相当集中地反映了鲁迅小说情节性淡化、抒情性增强的特点，同时文类的模糊与越界也显而易见，这和鲁迅早期的实验性密切相关。而《彷徨》中技巧则相对圆润，情形有所改变。
而新的嬗变则发生在《故事新编》身上，整体而言，这部小说洋溢着强烈的杂文性和寓言色彩，正如鲁迅先生自己所言，“其中也还是速写居多，不足称为‘文学概论’之所谓小说。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而且因为自己的对于古人，不及对于今人的诚敬，所以，仍不免时有油滑之处。” 甚至，这部小说也受了其他文体的影响，比如：《起死》恰是戏剧对话体小说。
需要指出的是，在确定文类的时候，我们切不可为小说中镶嵌的其他文体特征所迷惑，如称《故事新编》为寓言小说或杂文小说，乃至不是小说等；这都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而实际上，《故事新编》恰恰是二十世纪文学史上故事新编小说的源头。 但整体看来，文体的狂欢色彩恰恰是巴赫金意义上的小说性增强的标志。
2.散文化小说：另类小说性。中国现代小说同古典小说相比，一般说来，情节性相对削弱，而新的质素则不断凸显，比如：其他文体的渗透等。鲁迅，作为中国现代小说之父，显然强化了这类小说性，我们可称为另类小说性。任广田指出，作为战士型的艺术家，鲁迅的杂文这种极具战斗性的文体特征难免会渗透到直面现实的小说中来，比如：反映现实生活的直接、快捷，人物塑造的类型化，象征风格以及语言的“亲切性”、“倾诉性”等等。这可谓从整体上点出了散文对小说的整体，乃至是深层影响。
一般而言，鲁迅散文化的小说主要有如下几篇：《一件小事》、《社戏》、《鸭的喜剧》、《兔和猫》、《示众》等等。当然，范围的划定可以商榷，如成仿吾和林非就将《头发的故事》也划入，但我觉得相比而言，《头发的故事》仍然可算是有关头发经历的情节小说，虽然是采用了对话的方式。为此，我们可将上面的文本划分为如下几类：
⑴思想/议论小说。这类的代表作是《一件小事》，在这篇小说中，鲁迅阐发和议论的结构偏重，篇幅甚至可和叙事相当的做法令人惊讶，正是因为这种强烈的主体介入色彩，而受人诟病，如成仿吾就称之为“一篇拙劣的随笔”。其实，拙劣倒未必，随笔的洞见还是相当犀利的。《一件小事》罕见的让启蒙者/被启蒙者，知识分子/下层民众在较力过程中出现了一般认为的秩序的错置：恰恰是卑贱的人力车夫让“我”这个地位高等的知识分子感到自己皮袍下“小”字后的羞惭，鲁迅恰恰是以这样的方式阐发民族的脊梁中的下层优秀因素和力量，主张实干和深刻自我解剖。
⑵抒情小说。《社戏》可视为代表。《故乡》中也有类似的局部书写。它们都是以散文抒情的笔法细腻呈现回忆中的美好，从而反思现实生活的问题。当然，其情节被淡化，而代之以情感连缀。但鲁迅恰恰是通过对回忆中美好事物的怀念来对比现实中可资反思之处，无论是人性、日常生活，还是人生选择等问题。这属于回忆和反思性并存的现代性怀旧。
⑶场景小说。这主要是以《示众》为代表。如果从看/被看的角度思考，鲁迅对看客的书写可算得上现代小说史上的一大创造。写看客本身就是一个悖论重重的问题：看客/帮闲观看事物/事务，作者观看、书写看客，又引导我们观看看客，还有可能具有看客意味的作者。这种复杂的看/被看关系恰恰被鲁迅以《示众》表达出来，其中，有孩子（作为一种结构小说的环形策略），也有其他成年看客，但场景的白描式聚焦却让我们感知到鲁迅强烈的批判意识。
⑷意趣/童真小说。这主要是以《鸭的喜剧》、《兔和猫》为代表。在这类小说中，鲁迅往往铺设了某种意趣作为基调/底色。它所在乎的并非情节的推进，而是情节变幻后类似情趣的积累。《鸭的喜剧》中状写的是爱罗先珂的赤子之心，也写他在面对自然法则残酷时窘迫的可爱；《兔和猫》则呈现出作者对猫的不满，其实也是对可爱、纯真等优良特质扼杀者的厌恶。
二、小说化：流动的思想褶皱。
作为兼擅多种文体的小说家，鲁迅先生的散文创作其实也打上了小说的印迹，可以称为小说化。悖论的是，如果从小说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角度考察，散文的小说化其实和小说的散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各自比重不同所导致的质变有差异而已。整体而言，鲁迅小说对散文的影响可分为两个方面。
1.叙事散文：流动的情绪/思想。鲁迅先生曾经提及自己创作《野草》和小说的联系，“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 不难看出，鲁迅的散文创作中，其实和小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小说所用的材料更齐整，叙事性更强而已。整体而言，鲁迅的小说对《野草》、《朝花夕拾》的影响更明显、直接。
⑴叙事性的介入。尽管散文中的叙事截取的往往可能是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的片断，但整体上看来，其某些散文的情节发展仍然相对完整，而人物塑造也形象可感，如：《阿金》、《风筝》等。
当然，叙事性也可表现为情节和意义内部的矛盾冲突，这种冲突未必是巨大社会事件的波动，也可能是日常生活中细微之处的波折与对立。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儿童的天性和私塾刻板教育之间就存在着一种张力/冲突，而这个冲突不仅仅凸现了小说笔法，而且对人性的洞察也给人以深刻印象。其实，这篇散文若和鲁迅最早的文言小说《怀旧》相比，小说化的效果其实可更相得益彰。
⑵叙事情境：殊途同归。鲁迅的小说中关涉的主题和散文中的书写未必一一对应或一目了然，毋庸讳言，二者的交集却也可以显出文体的互渗和思想的交汇。比如：《风筝》和《伤逝》之间可能存在着一种幽微的内在关联。表面上看，《风筝》写兄弟之情与忏悔，《伤逝》写情人之间的悲剧与悔恨，但这两个文本其实有一种神似：一方面，在叙事情节上，都是“伤害——忏悔——无法原谅”模式；而在意义主题上，《伤逝》其实可以解读为兄弟纯真感情的变异。表面上看，或者是经济因素，而实际上却又反映出社会环境影响之下志趣的分裂与逐步隔阂。
周作人一针见血指出，《伤逝》的指向在于哀悼兄弟感情，“《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借假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这样说，或者世人都要以我为妄吧，但是我有我的感觉，深信这是不大会错的。”如果我们认同此说，则更可见出鲁迅小说与散文主题之间的殊途同归。
2.虚构/真实：提纯的审美。鲁迅《呐喊•自序》中提及的“幻灯片”事件在大陆语境中往往被视为鲁迅“弃医从文”的标志和实在。实际上，这仍然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课题：有人认为是鲁迅的编造，有人认为是鲁迅通过类似图片/电影的改编表达志向，但无论如何，作为虚构小说，其类似的举措是可以被理解并被接受的。但这种虚构一旦到了散文中，则似乎有了不同。被视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象征的散文名篇——《藤野先生》似乎因此更加引人注目。一般中国学者在分析《藤野先生》时，往往视之为一篇纪实性散文，里面包含了备受歧视的中国人在日本也有日本友人/师长温暖呵护的感人经历。
实际境况似乎远非如此简单，鲁迅先生的温暖回忆感动了一代代中国人，但却非彻头彻尾的事实。日本作家太宰治的《惜别》对仙台时期鲁迅的状写无疑让我们看到了鲁迅长期以来被可能压抑和忽略的另外一面：感性的、可爱的等等，尽管它表达的是方式仍然是立足史料和回忆的虚构。
如果想跳出“仙台神话”的限制，我们也可以通过学者的方式进行破解。董炳月曾经很精辟的指出了鲁迅自我记忆的有意无意的误差和主体选择。比如：当时仙台另一位清国留学生施霖的被有意忽略和遗忘，正是因为施霖隐喻了鲁迅的不愉快记忆，鲁迅从而将藤野的形象逐步神圣化，所以，“在变形的记忆与有意识的遗忘之间，鲁迅孤独着并且寂寞着。”反思这一事件，背后凸现的不仅仅是两国学者、文人对散文的认知差异和彼此的对鲁迅个人身份评定的文化落差（一般日本人心目中的鲁迅更多是小说家），而回到文本自身，我们更应该看到，恰恰是散文的小说化导致了解读的多元乃至误差，所以，作为散文的《藤野先生》在日本也可被列为小说或虚构性很强，所以，在虚构与真实之间呈现的是鲁迅提纯的情感和复杂的审美创造。
三、跨越与限定：谱系学思考。
文体越界对于文学创作的策略以及效果都增加了不凡的可能，有些甚至是出人意料的，我们有必要考察其威力和限制。
1.鲁迅个案：开拓与限制。反思鲁迅小说散文之间的文体越界，我们不难发现其背后的深意。需要看到，鲁迅的文体越界有其试验性特征，尝试的痕迹隐隐可见，这固然是其越界的深层意义：它既可能是其在文体方面锐意创新，小说性不断增强的实验，它实践并拓展了小说文体的限度；而在小说化的过程中，它不仅仅以叙事性连缀了意义、事件、议论，使思想的皱褶得以延展、肌理鲜明，同时也力求在小说散文之间建立一种共通的叙事情境。
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鲁迅时期的文体越界也潜在了些许危机：不能够为了越界而越界，否则，所谓的越界很可能变成了“四不像”。所以，越界是要打破刻板的限制，使边界流动、游移，充满活力，但流动并不等于指向无法则，否则，就会危机重重。
鲁迅先生由于具有良好的古文造诣和对中国传统小说叙事的深刻洞察（其《中国小说史略》可视为代表），同时，它又对西方小说有着浓厚的兴趣和相对深刻的认知，这使得他在越界中可以游刃有余。但后起的一些作家，尤其是到了今天的一些文学书写中 ，这种能力付诸阙如的前提下，越界不过是一种文体混淆的游戏，也可能是对创造力衰竭的一种表演性遮蔽。
2.谱系学视野：越界的张力。如前所述，鲁迅先生的文体越界丰富了文体的书写策略，拓展了其边界。这也为后来的书写者提供了大展拳脚的示范空间和他度可能探寻。
比如：香港文坛常青树刘以鬯先生，其小说实验中的文体越界精神和鲁迅一脉相承。简单而言，它可以：去除小说情节，以场景代替。比如：《吵架》就是书写不同物件的毁坏程度来反映吵架的激烈程度以及次序。诗化小说，它以诗歌的形式重写了小说，如：《寺内》就是对《西厢记》的诗化重写。日记体，它可以将越剧《追鱼》写成寥寥几笔的日记体小说，而平面化的背后却呈现出立体的意义。以电影手法呈现人物心灵的“内在真实”，如：《蜘蛛精》就是状写唐僧面对美女妖怪诱惑时的“正常”反应，而读者完全可以看到其心理的变迁。 而值得一提的是，王家卫的电影《花样年华》叙事手法却是借鉴了刘以鬯的小说《对倒》。
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李碧华，她的小说书写也是别具一格的，哪怕是从其文体越界这一具体层面考察，我们也可以看出其独特性。她的小说往往改编自电影剧本，所以，对话和图像化等特征也渗入其中；由于她擅长散文，其风格往往辛辣、犀利，所以，其小说语言往往也简单、平快、一针见血。不难看出，文体越界给了她更多的虚构方式。或许类似的优秀书写也不乏其人，如香港的梁秉钧散文与诗歌之间的跨越 ，巴蜀鬼才魏明伦对小说中的潘金莲改编成川剧的巧妙试验等等。
结语：文体越界作为书写策略的一种方式无疑会给创作带来了巨大活力和试验可能，也可能激发了不同文体的更大潜能，鲁迅的小说散文之间的文体越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同样需要警醒的是，越界并非是取消和抹煞边界，随心所欲，在缺乏对不同文体深刻认知的前提下，进行越界也可能弄巧成拙，所以，我们既要跨越边界，也要守住边界的一些底线。
毋庸讳言，更多的文体越界尝试仍在如火如荼进行中，本文也只是论述了冰山一角，更多具有开拓性和严谨性的研究仍有待有心人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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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颖：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