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勒电传媒介视阈下的文化诗学研究
作为当代最负盛名的文学批评家,米勒的学术思想可谓独树一帜。米勒的文化诗学思想主要包括解构主义批评和修辞阅读､言语行为理论与文学研究､文学的前途和文学终结以及文化批评和文学性坚守等方面,通过把米勒的文化诗学思想放在当今广阔的电传媒介视阈中,可以使得我们对米勒的文化诗学思想有个更加深刻的认识。虽然米勒也曾发出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是否还会存在”的疑问,但他仍对文学研究充满信心,最终得出结论:文学研究依然会存在。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9)07—0115—06。
陆 涛(1980—),男,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学2007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学基本理论与形式美学;(江苏南京 210093)陶水平(1958—),男,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诗学与文艺美学。(江西南昌 330022)。
本文系2007年度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江西师范大学当代形态文艺学研究中心招标资助项目“20世纪中外文化诗学的比较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希利斯•米勒(Hillis Miller)是美国杰出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曾任全美现代语言学协会(MLA)主席和全美文学理论学会会长等职务,主要著作有:《查理斯•狄更斯:他的小说世界》､《上帝的消失:五位十九世纪作家》､《虚构与重复:七部英国小说》和《阅读的道德》等。
米勒于1928年3月5日出生于弗吉尼亚。1944年,米勒进入奥柏林学院,立志当一名物理学家。在他大学二年级那年,他改成了英文专业,从此开始了他的文学研究生涯。在米勒本人看来,这次更换专业是一次正确的选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次“真正的神意”或“唤召”。1948年,米勒进入了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期间,接受了新批评的思想,完成了其博士论文《查尔斯•狄更斯的象征的想象》。毕业后,他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在霍普金斯大学任教期间,他受到了同事乔治•普莱——著名的现象学家的影响,接受了日内瓦学派的思想,开始对现象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成了现象学批评的一种美国版本。在这个时期,他认为:文学基本上是一种意识形式,文学体现出一种思想状态。他的现象学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他的三本著作《查尔斯•狄更斯:他的小说世界》､《上帝的消失》和《现实的诗人》中。
1966年,解构大师德里达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作了题为“人文科学的结构符号与游戏”的演讲,把解构主义思想带入了美国。米勒本人虽然错过了这场演讲,但却从此开始关注解构主义思想。在这之后几年,米勒参加了德里达在霍大举办的研讨班。此后,德里达在耶鲁和厄湾相继开设研讨班,米勒一直是德里达研讨班的忠实参加者,成为德里达的忠实追随者。
在米勒转向解构主义批评过程中,另一个关键的人物就是保罗•德曼。德曼坚持文学研究的对象是语言,这一观点深深影响着米勒。米勒的文学批评无不是从语言开始对文本进行分析,或称为修辞性的阅读。米勒于1972年追随德曼到了耶鲁,恰好德里达也到了耶鲁。这样,米勒与德里达以及德曼､布鲁姆和哈特曼就组成了所谓的“耶鲁学派”。这标志着米勒正式开始了其解构主义批评的学术生涯,并伴随他终身。虽然米勒解构主义批评的学术生涯一直没有间断,但他在20个世纪80年代后曾一度对文学的言语行为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关于米勒的学术生涯,主要就表现在三个阶段,即从现象学到解构主义再到言语行为理论,而第二个和第三个阶段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二者是交织在一起的。恰如有的学者总结的那样:“如果说米勒早期认为文学是人的精神意识的外在表现,中期认为文学是语言话语的编织品的话,那么后期认为文学是人建构世界的一种言语行为。”[1]显然,这恰当地总结了米勒研究生涯的三次转向。
米勒的学术生涯主要是他的解构主义批评,要了解米勒的解构批评思想,首先要对解构主义思想有个基本把握。解构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潮,是作为结构主义的对立面而产生的。德里达于1966年在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作了题为“人文科学的结构､符号与游戏”的演讲,这标志着解构主义的出现,在演讲中对斯特劳斯所代表的结构主义进行抨击,阐述了自己的解构思想,在美国学界引起轩然大波。1967年,德里达紧接着推出《论文字学》､《言语和现象》和《文字与差异》三本著作,详细地论述了他的解构思想,从此确立了解构主义在西方哲学中的地位。而解构批评则是解构主义思想在文学批评中的体现,主要体现在包括米勒在内的耶鲁学派的批评思想和实践中。通过对解构主义思想的把握,我们可以总结出解构批评的几个特征:(一)去中心化。表现出对传统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如果说结构主义是一个苹果,中心还有核的话;那么,解构主义则是一个洋葱,层层剥开,却无法找到一个核心。(二)以文字对抗语言。解构主义以文字论对抗结构主义语言观,主张文字先于语言。索绪尔把文字作为语言的符号,认为:“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2](P47)德里达对此严加反驳并认为:文字不仅不是语言的附属物,而是语言的缔造者。解构主义之所以否定语言肯定文字,一方面是借以反对传统的语音中心主义,这与其一贯的去中心化思想是一致的;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发展解构主义的阅读理论。如果说结构主义重叙述,那么,解构主义看重的则是阅读,只不过这里的阅读是一种修辞性的阅读罢了。(三)对结构的消解。在结构主义看来,文本有一个超然的内在结构,文本的结构和符号组成一个具有终极意义的艺术世界,而这一切,在解构主义看来,是不可能的。解构主义认为:文本是开放的､无穷无尽的意义生成过程,并无终极意义。(四)以互文代替模式。结构主义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对文本背后的深度模式的探寻,而在解构主义看来,并不存在一个这样的深度模式,一个文本只是对其他文本的模仿与借用。这里主要是对作者的权威的一种挑战。(五)以游戏说取代意义论。否定意义的终极性,倡导意义的游戏性,认为作品并不存在一个永恒的意义,有的只是文字的自由嬉戏。
以上是对解构主义批评的一个总体把握,在以米勒为代表的耶鲁学派那里,他们更多的是用这种思想来解读文本,把解构主义落实到具体的文本阅读上。在某些场合,米勒也曾对什么是解构批评发表过自己的看法,他认为:。
作为一种阐释的模式,解构批评通过小心谨慎地进入每一个文本的迷宫去工作。批评家以绝非是拙劣模仿的重复方式,从修辞格到修辞格､从概念到概念､从神话母题到神话母题,摸索前进。尽管如此,解构批评运用了颠覆的力量,这种力量存在于即使是最准确并且不具讽刺意味的重复中。通过这种追溯的过程,解构批评家力图去发现所研究的系统中反逻辑的因素,所质疑的文本中将阐明一切的线索,或者将使整座大厦垮塌的那块松动的基石。……解构批评不是消解文本的结构,而是要表明文本已经消解了它自身。[3](P205)。
显然,在米勒看来,解构批评就是对文本中语言的别异性或另类性的探寻,这一切显然要通过阅读来完成。所以,所谓的解构主义批评在米勒那里更多的是指一种阅读方式,或称解构主义阅读。所谓解构主义阅读,在米勒看来,“是一种以揭示语言的别异性为己任的阅读。它在一既定的作品中寻求那些看似琐屑的反常和怪异……其意在找出这些怪异究竟意味着什么,并结合着对整个作品的解读说明这些怪异何以会出现,但最终之目的则是要在这些怪异的相互关联中尽可能地烛显出更多的该作品的特色。”[3](P181)乔纳森•卡勒也认为:“解构主义既是一种哲学立场,又是一种政治或学术策略,此外,还是一种阅读模式。”[4](P72)甚至有人宣称,如果解构主义不是一种阅读方式的话,那它就什么也不是。德里达则认为:“离开这类阅读(修辞性阅读)就不可能产生可抽象出来或可资利用的观点､概念或方法。”[3](前言)在米勒看来:“当前文学研究之间的争论是如此的利害攸关,我们必须慎重而又缓慢地行进,仔细检验其基础,不要想当然地接受任何东西,再次回到我们现代传统的文学研究的基础性文本上来,耐心细致地重新阅读。” [5](P464)因此,米勒更喜欢把解构批评称为“修辞性阅读”。在米勒看来,一切文本都是语言,而阅读又先于批评,所以,最佳的方式应当是修辞性的阅读。在米勒看来,“一方面,它(修辞)是说服能力的研究,即如何使用词语;另一方面,它是语言之运作的研究。它尤其是转义功能的研究,包括林林总总的修辞手段,不仅仅是隐喻,还有换喻､提喻､反讽､进一步转喻､拟人､夸张､引申,甚至是整个作品。”[6](P82)因此,修辞最直接的意义就是涉及到语言的用法问题,而修辞性阅读自然就是解读作品中语言的用法,即通过对作品中语言的解读来寻求作品的意味。与以前从语言出发解读作品的路径不同的是,这种修辞性阅读更多地关注语言的修辞性维度,关注修辞格在文学作品中的功能。我们要知道的是,修辞性阅读并不是首先由米勒所提出,他是受到了德曼的影响而进一步发展了德曼的理论,德曼在其《阅读的寓言》和《洞视与盲见》中曾提出了该概念。与德里达相比,德曼和米勒的阅读理论更多的集中在对文本上,不是空谈,而把他的修辞性阅读理论应用到文本解读之中,所以与其说它们是理论,不如说是一种实践。在米勒的解构批评中,几乎没有从理论到理论的形而上的阐释,更多的是批评实践。米勒的《小说与重复》一书就是其修辞性阅读的一次成功实践。
米勒虽然一贯坚持他的解构批评,或他所说的修辞性阅读,但他在20世纪80年代后,曾一度对言语行为理论产生了兴趣,并把言语行为理论思想引入了他的文学研究中。米勒的言语行为理论的文学观直接受了英国哲学家奥斯汀所提倡的言语行为理论的影响。在论述米勒的言语行为的文学研究前,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什么是言语行为理论。
1955年,英国哲学家奥斯汀(J•Austin,1911—1960)在美国哈佛大学作了一个系列讲座,讲稿于1962年结集出版,书名叫《如何以言行事》。按照传统的语言观,语言和行为是两码事,或者说,语言是一种思维工具,仅仅用来表达思想,表达抽象的意义。20世纪初,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们开始讨论语言表达的意义和有效性问题,他们认为,人说出话语不仅是提供描述事实和状态的信息,而且还在完成某些其他的行为,如命令､承诺等。虽然,这些语言是传达某个信息,但却可导致某种行为的后果,这就是述行语言或称施行语言(Performative Language)。在奥斯汀那里,他区分了两类语言:述愿语言或称记述语言(Constative Language)与述行语言,所谓述愿语言就是描述一种状况和现象,如“今天的天气很热”;而述行语言不是描述而是实行它所指的行为,如“我命令你”,这样的语言却可以带来某种后果。而言语行为理论关注的就是这种述行语。因此,语言使用既是一个组词造句过程,也是一种做事行为,通俗点讲,即“言可行事”或“说话即做事”。在奥斯汀看来:“当我们说任何话语(无论是什么性质的)时,我们难道不是在‘做某事’吗?”[7](P95)言语行为理论本来是对语言的哲学思考,是哲学领域内的一个问题,但它首先进入应用语言学,成为语用学的支柱理论,后来还广泛进入并极大地影响了人文科学话语。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米勒完成了一系列重要的批评论著如《阅读的伦理学》(1987)､《皮格马利翁的各种版本》(1990)､《地形学》(1995)､《言语行为在文学中》(2001)､《黑洞》(1999)､《他者》(2001)､《论文学》(2002)等。这些著作所讨论的问题虽各不相同,但理论观念却完全一致:都将文学看成是一种“将事物放到词语中”(詹姆斯语)､用词做事的方式。如在《阅读的伦理学》中,他指出:“写作是用词语来做某事的,对该事它的写作者必须或也许得负责。”[8](P101)“按詹姆斯的说法,生活首先是做而不是知,不是被动欣赏。”[8](P102)在《皮格马利翁的各种版本》的前言中,他说:“除非故事讲述者能用词语创造出我们可以相信的人物,除非那些人物似乎具有生动的独立的生命,否则我们是不会对那故事感兴趣的。”[8](前言)显然,在米勒那里,已经把言语行为与文学联系起来,或称为文学中的言语行为。在米勒看来,“文学中的言语行为意味着言语行为在文学作品被述说,例如,承诺､谎言､借口､宣言､诅咒､要求原谅的请求､道歉､重复以及小说中的人物或叙述者类似所说所写的内容。它也意味着被当作整体的文学作品的可能的行为维度,小说创作可能被当作一种用单词从事某种活动的方式。”[9](P10)在这个时候,米勒关于文学的看法已经发生了改变,文学既不是纯粹精神性的,也不是语言的游戏,而是一种实践活动,即文学作为一种语言话语形式不是用来被动记述事物的,而是用来主动建构事物的,是给事物“命名”(本雅明语)的,是一种施为活动。本雅明在《论语言本身和人的语言》中,也有类似看法,人类的语言不仅是记述事物的手段,更是构造万物的根源,上帝在造人之初,就用了“要有……”和“他称……”等词汇,如上帝在创造光的时候,先说“要有光”,然后才创造了光。因此,在本雅明看来,“这一行为(创世纪——笔者按)的始末每一次都出现了创造行为与语言间清楚直接的联系。”[10](P270)既然认为语言是种施为活动,那么,文学和文学批评自然也就具有了实践性,人类的文化活动不仅是为了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改变世界,文学同样也是如此,这就是米勒所倡导的阅读的伦理学。他在后期的力作《阅读的伦理学》中集中阐发了此理论。米勒认为:“阅读行为中的伦理学的时刻,如果有的话,则趋向两个方向。一方面它是对某种东西的回应,它承受它,回应它,尊重它。在任何伦理学的时刻,都有一种必须履行的责任,都有某种我必须。我必须履行责任。我不能做其他的。如果那回应不是一种必须性,不是基于某种必须之上,如果它是一种自由发挥,是某人做他自己喜欢的东西,譬如让文学文本指代他所喜欢的东西,那么它不是伦理学的阅读,正像我们说过的,那不是伦理学的。另一方面,伦理学的时刻,在阅读中指向了行为。它在某个老师的课堂讲述中或在某个评论家的评论中介入到社会的､机制的､政治的领域中。”[8](P4—5)显然,文学的言语行为理论对文学的批评和阅读是从语言开始的,对语言本身的解读,有点类似新批评的细读。但与新批评不同的是,文学的言语行为理论不满足于仅在“语言的牢笼”中生存,而要导向社会的､政治的领域中。在米勒看来,批评理论发挥了一种伦理和政治的作用,它具有体制和社会的力量。
文学,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活动产品,被称为人类精神活动的花朵。在古往今来的历史上,特别是人文主义思潮兴起之后,文学特别是文学经典一直担当起教育民众､塑造民众灵魂的重任,亦被人看作是“人类精神家园的守护者”,人们为文学感到骄傲和自豪。
当历史发展到今天,一切都在暗暗地发生着变化。特别是当今所谓的电信时代,也称传媒时代。在这个电信的王国里,我们的任何活动无不受到电信技术的影响,作为一种精神活动的文学自然也不例外。那么,电信时代的到来将会给我们的文学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雅克•德里达在《明信片》这本书里给我们指出了答案:“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11]显然,在德里达这样的人看来,电信时代给文学带来的影响无疑是毁灭性的。米勒在《论文学》一书就以“再见吧,文学?”展开他的论述,接着又说:“文学就要终结了。文学的末日就要到了。是时候了。”[12](P7)在同为解构主义者的德里达和米勒那里,对文学的前途都是持悲观的态度。
作为一名文学研究的专家,米勒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在跟文学打交道,对于文学的地位的变化也是历历在目､感同身受。在米勒的文学研究和教学生涯中,亲眼目睹了文学由传统的中心地位不断地被边缘化。因此,米勒才会发出“再见吧,文学?”以及“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的疑问。米勒之所以认为文学终结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米勒认为,技术变革以及随之而来的新媒体的发展,正使现代意义上的文学逐渐死亡。这些新媒体主要是指广播､电影､电视､录像以及互联网以及无线录像等。以前,我们对文学的接受主要依靠的是印刷文本,但今天印刷文本却日益萎缩,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新媒体的兴起所致。由于米勒本人同中国交往甚密,经常参加在中国召开的文学会议,他就发现了一个现象,在中国,最有影响的作家就是其小说或故事被改编成各种电视剧的作家。米勒的另一个证据也是以中国为例,米勒发现,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最主要的出版诗歌的月刊,其发行量从惊人的70万份下降到了只有3万份,尽管期间出现了十几种新诗歌刊物,但印刷文学向新媒体的转移却是明确无疑的。(二)在米勒看来,某一民族国家的公民,学习使之成为好公民的理想､意识形态､行为方式､判断方式,印刷文学曾是其中一种主要途径。但现在,在全世界,扮演这一角色的,变成了广播､电视､电影､录像带､DVD､互联网。也就是说,文学在塑造民众灵魂这一重要功能被新的媒体艺术所取代。这样,文学系就很难再拿到资助。当然,在中国,文学系拿到资助仍不是难事,这是因为我国的社科基金是国家资助的,不会存在拿资助难的问题。在西方,研究基金都是以市场化的方式运作的,如果某一科目不能适应市场化的需求,自然就很难拿到资助了。这就说明,社会已经不再需要大学充当灌输公民以伦理的主要地方了。而在新媒体艺术兴起以前,这项工作主要是有学院､大学中的人文科系来完成的,其中一个主要渠道就是文学研究。而当今,电视､广播上的脱口秀､电影都可以做到本应是文学研究所做到的。在米勒看来,虽然印刷的书还会在长时间内维持其文化力量,但它统治的时代显然正在结束。自然,这样是文学走向终结的一个标志。(三)米勒认为,文学行将消亡的最显著征兆之一,就是全世界文学系的年轻教员,都在大批离开文学研究,转向理论､文化研究､后殖民研究､媒体研究(电影､电视等)､大众文化研究､女性研究､黑人研究等。这些年轻学者无论在写作还是在教学上,常常更接近于社会科学,而不是接近传统意义上的人文学科。这样,一方面造成文学研究领域的缩小;另一方面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文学研究队伍的萎缩,从而导致年轻教师大批离开文学研究现象的发生。正是基于以上几个方面的考虑,搞了一辈子文学研究的米勒也不得不发出文学将要终结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