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长江行记书写的人文转向
内容提要魏晋隋唐时期行记的实用性较强，多为僧侣、使臣所作，颇具“地理志”之性质;至南宋乾道、淳熙年间，行记书写渐由记录地理状况转向历史考证与文化追忆，陆游、范成大相继创作《入蜀记》与《吴船录》，行记开始呈现书写方式文人化与书写对象人文化的特征。《入蜀记》《吴船录》等长江行记之所以会同时出现这种人文转向，一方面与南宋时期长江流域成熟的开发有着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也与宋代文人喜考据、重知识的学术风气和对文化名人的崇拜心态有关。这种人文转向对此后的行记书写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9）03—0077—07。
宋代是我国行记文体演变史上最重要的阶段，无论是文体形式、著述种类还是书写方式都出现了新变化：就体式而言，日记体成为行记最常见的著述形式;就种类而言，记录个人游观的行记从附庸而成大国重镇;就书写方式而言，行记开始重叙事而轻记录。凡此种种新变，若一言以蔽之，即行记书写的人文转向。而这种转向的出现与长江行记创作的繁荣不可分割，宋代出现了像欧阳修的《于役志》、张舜民的《郴行录》、陆游的《入蜀记》、范成大的《吴船录》、周必大的《南归录》和《游山泛舟录》等佳作，它们给行记创作带来了新的变化：如欧阳修《于役志》，自开封取水路沿大江往夷陵，以日记体形式记录途中见闻，为宋代首部以日记体形式写成的行记;再如张舜民《郴行录》，沿运河、长江往郴州，途中不以行役、贬谪为苦，“竟日之间，遂忘迁流之怀”，这种纵情游观的态度也影响了之后宋代宦游行记的书写基调。就书写方式而言，以日记体写宦游经历，又将自己对历史、文学的考据、议论和个人旅途感怀融于一书，真正将宋代行记的人文书写特征加以确立，为元明清行记的写作指明道路的则非《入蜀记》《吴船录》莫属。可以说宋代行记是我国行记发展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而《入蜀记》《吴船录》的出现则代表着转折的完成。
以往有关《入蜀记》和《吳船录》的研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从历史学、文化学角度出发，把《入蜀记》《吴船录》当作史料，分析、还原南宋时期长江流域的文化资源分布、经济地理状况等;①另一类则是从文学角度出发，研究二书的思想内容、文体特征、写作手法和艺术成就及其在文献考据和文学地理学方面的价值。从文学角度研究的论文有莫砺锋的《读陆游〈入蜀记〉札记》（《文学遗产》2005年第3期）、刘珺珺的《范成大纪行三录文体论》（《文学遗产》2012年第6期）、刘京臣的《大数据视阈中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以〈入蜀记〉〈北行日录〉等行录笔记为中心》（《文学遗产》2017年第1期）、胡传志、卢娇的《陆游〈入蜀记〉引据诗文的价值》〔《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以上提到的研究在历史还原、个案分析和细部挖掘上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但对《入蜀记》《吴船录》在行记发展历程中的转型、示范作用及文学史意义尚未有充分论述，故而有必要探讨其表现出的诸多新变及造成新变的种种缘由。
我国古代行记萌芽于两汉而渐盛于魏晋隋唐，此时的作者多为僧侣、使臣，《隋史·经籍志》载录魏晋南北朝时众僧侣所作的行记有《佛国记》《历国传》《外国传》《慧生行传》，《新唐书·艺文志》载录使臣行记有《魏聘使行记》《聘北道里记》《李谐行记》《朝觐记》《封君义行记》《中天竺国行记》。僧侣行记的兴盛与魏晋隋唐时期佛法大盛于中国有着密切关系，“佛典之来华，一由于我国僧人之西行，一由于西域僧人之东来”，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03页。彼时高僧大德为弘扬佛法或自西土往中原传教，或自东土往天竺求法，中印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十分繁密。这些僧人多将经行之地的里程、地貌和风俗写成行记，最著名的即玄奘所作之《大唐西域记》。而使臣行记的兴起则与朝聘制度、朝贡体系有关，南北朝分裂日久，双方势均力敌，为求息兵休民，不得不遣使互聘;隋唐时期中外交流繁盛，与唐保持朝贡关系的属国众多，“凡四蕃之国，经朝贡之后，自相诛绝及有罪灭者，盖三百余国。今所存者，七十余藩。”④[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中华书局，1992年，第129、505页。中原王朝也多遣使臣出使异域，“若诸蕃大酋渠有封建礼命，则受册而往其国”。④这些使臣将出使经历写成行记，因“战争与交聘的路线大体一致”，李德辉：《唐代交通与文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01页。故其内容更注意山川道路、民俗政情和外交活动的记录，目的是为后人提供参考史料、为政府提供情报。这两种行记多是模仿史书“地理志”而作，未脱史传模式影响，主要以记录地理方位、气候物产和当地风俗为主，显示出重视实用的特征;创作目的也与史志一样是为保存资料提供指导，即“庶斯地志，补阙《山经》，颁左氏之书史，备职方之遍举”，[唐]玄奘、[唐]辩机撰，董志翘译：《大唐西域记》，中华书局，2014年，第482页。此时的行记可说是一种以作者所经路线为线索而写成的另类“地理志”。
这种书写模式到宋代发生了显著变化。北宋时期，文人成为行记创作的主力，出现了逐日记载里程路线和个人活动的“日记体”行记，如欧阳修的《于役志》、张舜民的《郴行录》等。这些行记开始关注旅程中的个人活动，如《于役志》就将欧阳修被贬夷陵途中的交游活动如宴饮、茶会等一一记录囊括无遗，至有“酒肉帐薄”[明]王慎中语，见[明]陶宗仪：《说郛》卷65下，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之称;也开始记叙所经之地的风物名胜，如《郴行录》中张舜民就详细记录了自己从汴梁到郴州一路上的游览活动，“凡风景佳胜处，几游历殆遍”。梅新林、崔小敬：《张舜民〈郴行录〉考论》，《文献》2001年第1期。表明《于役志》《郴行录》的关注点开始由“地”转向了“人”，显示出人文转向的端倪。这种变化的出现自有其时代背景：北宋疆域狭小，国土面积仅有260万平方公里，[德]迪特·库恩：《宋的转型——儒家统治的时代》，李文锋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213页。士人重交游且各家族之间经常跨地域结亲，陶晋生：《北宋士族：家族、婚姻、生活》，乐学书局，2003年，第104～110页。士人流动性的增强与国土面积的狭窄，使得在旅途中碰到同年、同僚和姻亲变成常事。如身为西北邠州（今彬县）人的张舜民不仅在泗州（今盱眙）碰到了自己的同年吴立礼，还在润州（今镇江）遇到自己的亲戚“陈舅”。[宋]张舜民：《郴行录》，《画墁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第54页。宋代文人又重享乐、好宴饮，即使在途中偶遇也会举行宴饮活动，频繁程度甚至胜于平居之时，使得旅途中的文人交游成为行记记叙的新重点。但两书篇幅短小，内容单薄，如《于役志》仅有1770多字，更像是个人旅行日记，言“人”尚可而称“文”不足。
南宋乾道、淳熙年间，至陆游、范成大创作《入蜀记》与《吴船录》，行记的人文转向才真正完成。首先，从著述形式看，两书继承和发展了《于役志》的“日记体”形式，记录的重点从作为客体存在的“山水”变成作为旅行活动主体的“个人”。魏晋隋唐行记多为“分程体”，顾名思义是以路程为线索分段写成的行记，主要关心自然地理条件对旅行活动的影响和限制，落脚点在“地”。《入蜀记》《吴船录》采用“日记体”，以作者每天的活动为线索记录旅行，即使在一地停留数日，也要逐日记载在此地的交游、观览活动，落脚点在“人”。而且陆游、范成大还扩大了“日记体”的表现范围，除了作者的日常活动，他们还将旅程中的观察、思考和感慨也写入其中，行记的人文色彩更加浓厚。其次，从内容来看，《入蜀记》《吴船录》的文化价值超过了地理学价值。以往行记重点着墨的日程路线及旅行中需要了解的禁忌险阻全都退居次要位置，在两书中只用很小的篇幅加以叙写，而人文景观成为记叙的重点，并且记事详密、考据精当，对了解长江沿岸景点的历史文化渊源有极高的价值。再次，《入蜀记》和《吴船录》的文体功能更加丰富，人文指向更加明确。宋代行记多为文人所作，这些文人大部分出身庶民阶层，从田亩中走出来的他们对旅途充满好奇和惊叹。如苏辙初次从巴蜀前往开封，一路上“过秦、汉之故都，恣观终南、嵩、华之高，北顾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见古之豪杰。至京师，仰观天子宫阙之壮，与仓廪、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发出“而后知天下之巨丽”[宋]苏辙著，曾枣庄、马德富校点：《上枢密韩太尉书》，《栾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第478页。的感叹。在这种文化观光心态的影响下，以前行记单纯记录行程、见闻的功能已无法满足陆游和范成大表达文化情怀和人文思考的需要，所以他们将叙事、抒情、考据和议论等众多功用都揉入行记文体之中，使行记功能显示出鲜明的人文指向。最后，从后世对两书的定位也可看出其人文转向。《四库全书总目》没有将《入蜀记》《吴船录》像《佛国记》《大唐西域记》一样著录在“史部·地理类”而是收录在“史部·传记类”。“地理类”文体是“古之地志，载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而已”，具有“崇实用”和“广见闻”的特点，所以四库馆臣对宋代地方志开始收入“人物”“艺文”等与地理无关内容的做法表示不满，认为“此文士爱博之谈，非古法也” 。[清]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813页。而《入蜀记》《吴船录》关注长江景点的名人轶事、诗文典故的做法，正体现了“文士爱博之谈”的特点，使行记具有了“胜览书”“胜览书”是指南宋时期出现的以文化名胜地理为主要内容、以趋时应景为主要目的的地志作品，见郭声波：《唐宋地理总志从地记到胜览的演变》，《四川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的性质。两书作为行记却被收录进“皆叙事之文”的“传记类”，从文体定位的变化也可看出其人文转向。
无论著述形式、记述内容、文体功能还是文体地位，《入蜀记》《吴船录》都显示出一种人文转向，不同于魏晋隋唐行记那种着重记录里程路线、山川险易和民俗风物内容以给后人提供具体指导和借鉴的传统模式，而是从个人视角出发，以记录人文典故为主，并借助当地人文景物来阐释旅行者文化认同，使行记具有了“胜览书”的性质。
自魏晋至南宋，行记的发展经历了“地理志”“旅行日记”和“胜览书”三个阶段，其发展方向可以概括为从自然走向人文，地理内容逐渐减少而人文因素日益增加，最终使行记呈现出书写方式文人化和重视书写对象人文价值的特征。
行记书写方式的文人化是指行记作者从文人视角出发，记录旅途中的文人活动如交游、游览等，游览的目的是为了考据历史与追忆先贤，还喜欢引用前人诗文以增强行记的文采和表现力。
首先，与前代行记重视舆地知识不同，长江行记从文人视角出发，对旅途中的文人交游和游览活动更感兴趣。旅途中文人间的交游活动如饯别、宴饮和迎迓，都被作者详细地记录在行记中，如周必大的《南归录》就经常用整條的篇幅来记录迎候者的名字、官职和家世渊源：
戊子，右宣教郎知县汪瑈、右宣义郎丞李稷〔谊之子〕、右从政郎主簿赵伯瑨、右文林郎尉颜光道、右朝散郎前江东安抚司机宜张杰、右奉议郎新提领酒库所主簿官孙听、右承奉郎新淮南运干郑临、右承奉郎郑举〔亿年孙〕、右儒林郎新淮东提举司干官郑莘、左廸功郎新金陵司户陈九德、右宣教郎新温州瑞安丞胡方立、右文林郎新监行在北外酒库张端肃、左廸功郎新湖州长兴尉陈茂英、国学进士陆日新、进士边隆并相候，汤士美自临安来留饭。[宋]周必大：《南归录》，顾宏义、李文整理：《宋代日记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第1023～1025页。
以上，像这样整段列举迎候者官职、姓名的做法，在《入蜀记》《南归录》《吴船录》等长江行记中屡见不鲜，这些人职位不高、声名不赫，在历史中难以寻找他们的踪迹，却因为陆游、周必大等人的行记，可以留存姓名于后世。这些交游活动的多寡显示了作者的受欢迎程度，陆游等人不遗巨细地加以记录，不仅反映了身为文人的他们对自己名声的看重，也反映出南宋时期随着精英的地方化，士大夫之间的人情关系网日益庞大，成为士人旅途中不得不尽心维持的人脉资源。除了文人间的交游活动外，旅行中的其他文化活动如游览名胜、探访古迹也是行记记录的重点。据《入蜀记》和《吴船录》记载，宋代官员上任或离职，途中时间充裕，其行程安排与出行线路上所能遇到的旅游景点的密集程度呈正相关的关系，即一地景点越多则留住时间越长，景点越少则停留时间越短。当然，这也与长江流域的气候、水文状况有关，但除去这两个客观因素，则旅行者的大部分停留时间基本都花费在对当地景物的游览上，如《入蜀记》中陆游在文物繁盛的建康、江州、江陵均停留达5日以上，在临安、镇江更是达10日之久。在其他的长江行记如周必大的《南归录》中也可看到类似的日程安排，如周必大就在苏州木渎镇停留达15日之久，在这段时间里他遍游了附近的园林、名山、寺院和春秋吴国的宫殿遗迹等。这种在记事上重交游而轻舆地，详游览而略行程的做法是行记书写文人化的一个重要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