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以前著名医家及方书述略
【摘要】 宋金以前古方文献研究在中医药文献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本文对宋金以前著名医家及方书进行了全面梳理，认为宋金以前最著名的医家及方书主要有：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葛洪的《肘后备急方》，陈延之的《小品方》，陶弘景的《补阙肘后百一方》，孙思邈的《千金方》，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许叔微的《类证普济本事方》，刘完素的《黄帝素问宣明方论》、《素问玄机原病式》和《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张从正的《儒门事亲》，李杲的《内外伤辨惑论》、《脾胃论》、《兰室秘藏》和《东垣试效方》，以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
在中国医学史上，宋金时代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许多重要的早期中医文献，包括古方文献，在宋金时代尚能窥见原貌。宋金以前（至1279年南宋灭亡前，后同）古方因其质朴严谨、屡有效验，向为历代医家所倚重。如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规划教材《方剂学》（六版）［1］共收正方209首，其中宋金以前古方就有130首，比例高达62.2%；附方148首，宋金以前古方72首，也占近50%。由日本厚生省监修、列入日本健康保险用药范围的《现代日本汉方处方手册》［2］收方210首，其中我国宋金以前古方计130首，比例高达61.9%。因此，对宋金以前著名医家及方书进行全面梳理，对研究宋金以前中医古方文献具有重要意义。
文献选择标准。
古方文献在流传中一再被翻刻或传抄，出现多种版本，表明该文献被后世认可的程度较高，并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该文献的价值。因此，笔者首先参考薛清录主编的《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3］和裘沛然主编的《中国医籍大辞典》［4］等，调查了宋金以前方书的版本流传情况，如《伤寒论》共21种版本，《金匮要略方论》和《肘后备急方》均有28种版本，《备急千金要方》有41种版本，《千金翼方》有19种版本，等等。但文献价值的高低并不能完全以现存版本的多寡作为判断标准。如苏轼、沈括所编的《苏沈内翰良方》共28种版本，但苏轼和沈括并非医家，该书的广泛流传更多地是因为作者在文学史和科学史上的盛名。再如《银海精微》一书因托名孙思邈所著，版本竟达40种之多，甚至超过《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另外，秦汉之际，竹简韦编，书之成也实难，而得之者每藏诸金匮，秘于灵兰，书之传也更难。如仲景著《伤寒》，八百年秘而不传，至宋始得刊行。之后，虽有印刷术问世，然权贵垄断，市贾索价，书之刊行诚非易事，故许多早期重要医著终致失传或未能广泛流传。再如李杲之《东垣试效方》，系其经验效方集，经其弟子、名医罗天益辑录整理，成书于元代至元三年（1266年），现存版本仅2种，与李氏在医学史上的盛名显然不相称。因此，笔者同时从学术地位和临床经验等方面对宋金以前主要医家及（或）方书进行了考证，医学史及学术史著作参考了李经纬、林昭庚主编的《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5］，傅维康主编的《中国医学史》［7］，任应秋主编的《中医各家学说》［7］，裘沛然主编的《中医历代各家学说》［8］及严世芸主编的《中医学术史》［9］等。综合上述两方面的结果进行分析，遴选出宋金以前较著名的医家及方书。
汉以前 汉以前著名医家主要有：医缓、医和、扁鹊、淳于意、华佗、郭玉、张仲景等。由于年代久远，多数医家仅有片断事迹记载，并无医著流传，只有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著作得以流传，且历代均有高度评价，如梁代陶弘景说：“张仲景一部，最为众方之祖。”［10］宋代陈振孙赞誉《伤寒论》道：“古今治伤寒者，未有能出其外也。”（《直斋书录解题》）清代徐大椿评价《金匮要略》说：“其治病无不精切周到，无一毫游移、参差之处，实能洞见本源，审察毫末。故所投必效，如桴鼓之相应，真乃医方之经也。”（《医学源流论·金匮论》）后世将仲景称为“医圣”，将《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的方剂称为“经方”。
魏晋南北朝时期 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又名《肘后救急方》、《肘后救卒方》、《肘后急要方》、《肘后要急方》，约成书于4世纪初，近两个世纪后，梁代陶弘景整理增补为《补阙肘后百一方》，至金皇统四年（1144年），杨用道再次增订，附方依类散入书中，改名为《附广肘后备急方》。现在流行的本子，杨用道增辑的部分与原书未曾混淆，而葛洪和陶弘景各人所撰的内容已无从分辨，且该书历代刻本较多，现另有尚志钧补辑的《补辑肘后方》，已接近了该书原貌。陈延之的《小品方》，又名《经方小品》，首见于《隋书·经籍志》，约成书于刘宋孝建元年（454年）至元徽元年（473年）之间，在唐代得到广泛流传，并为医家所重视。如宋·高保衡、林亿等在《备急千金要方·后序》中说：“臣曾读唐令，见其制，为医者皆习张仲景《伤寒》、陈延之《小品》。”［11］可见在唐代，陈延之《小品方》与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有相当地位。后世许多方书，如陶弘景增补的《肘后备急方》、《千金方》、《外台秘要》、《诸病源候论》，日本丹波康赖的《医心方》，朝鲜许浚的《东医宝鉴》，均引用了《小品方》的内容。近人高文铸有辑佚本，已基本恢复了原貌。
此外，晋末刘涓子的《刘涓子鬼遗方》，后经南北朝时齐人龚庆宣整理，于南齐永元元年（499年）成书，且现存多种版本之间出入较大。南齐褚澄所撰《褚氏遗书》，因其成书过程较为离奇，故对其真伪及评价尚有分歧。北周·姚僧垣的《集验方》，《二十五史·周书·姚僧垣传》称姚氏“医术高妙，为当世所推，前后效验，不可胜记。声誉既盛，远闻边服，至于诸蕃外域，咸请托之”，可惜原书早佚。此外，该时期著名医家尚有王叔和、皇甫谧、徐氏八世等。王叔和的主要贡献一是撰写了《脉经》，一是编次《伤寒杂病论》；皇甫谧的主要传世著作为《针灸甲乙经》；徐氏八世的著作多已失传，传世的著作主要有徐之才的《药对》，为中药专著。
隋唐五代时期 该时期在医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著名医家主要有巢元方、孙思邈、王焘、陈藏器、王冰、李、孟诜、鉴真等8位。由于年代久远等诸多原因，许多重要著作未能流传，如隋政府主持编修的《四海类聚方》，共2600卷，篇幅之巨可谓空前绝后，惜因当时雕版未行，未能流传。现存的重要古方文献主要有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王焘的《外台秘要》；巢元方等编著的《诸病源候论》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病源证候学专著；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是我国注释《黄帝内经》的早期著作；药物学方面著作主要有：苏敬等集体修撰的《新修本草》、陈藏器的《本草拾遗》、韩保升等的《蜀本草》、李的《海药本草》及孟诜的《食疗本草》等；临证各科也出现了一些总结性的专著，如昝殷的《经效产宝》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产科专著，《颅囟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儿科专著，蔺道人的《理伤续断方》集唐以前伤科成就。鉴真则在中医药向日本的传播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其所著《鉴真秘方》未能流传。该时期在中医药实践成就上，当以孙思邈为最著。孙思邈具有80余年丰富的临床经验，博览群书，其所著《千金方》中许多方剂成为后世医家常用的名方，也有不少方剂被后人应用化裁而发展为新方，在中国医学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与孙思邈相比，王焘的贡献则主要在医史文献学方面。
两宋时期 现存宋代政府组织编写的方书有3部：《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和《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前两书是广泛收集医方的巨著，其中也难免夹杂了不少不切实际的成分。《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最初是宋代“卖药所”的配方蓝本，迨至大观年间（1107～1110年），宋政府诏令裴宗元、陈师文等对原书加以校订整理而编成，前后共经6次修订，书中所载方剂及其剂型均来源于实践，而且有相当一部分是继承前人的宝贵经验，特别是书中很多方剂立法完善，配伍缜密，代表了当时中医方剂学的成就，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后人称该书“官府守之以立法，医门传之以为业，病者恃之以立命，世人习之以成俗”［12］，足见其对宋代医学影响之广泛和巨大。
宋代个人方书很多，比较著名的有：许叔微的《普济本事方》，严用和的《济生方》，苏轼、沈括的《苏沈良方》，王硕的《易简方》，张锐的《鸡峰普济方》，陈言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杨士瀛的《仁斋直指方》，王的《是斋百一选方》，王衮的《博济方》，杨的《杨氏家藏方》，王贶的《全生指迷方》，吴彦夔的《传信适用方》，等等。其中许叔微因少时父母双双染病而亡，故“刻意方书，誓欲以救物为心”(《普济本事方·序》)，对《伤寒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撰辑生平历验之方，且附记当时诊疗之事实而成《普济本事方》一书，其内容精炼求实，很快盛行于天下，甚至有取代《局方》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