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工伤先行支付第一案
案情介绍 下载论文网 王栋梁是重庆市忠县卓越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卓越商贸公司”）的驾驶员。
2011年7月16日，他像往常一样驾驶大货车给公司送货，却不料天降横祸――由于刹车失灵，他连人带车翻到坡下，昏迷20多天醒来后，左臂齐肩处截肢，脊椎神经受损，留下了终生的伤痛。
事故发生后，王栋梁首先想到的是找公司要求赔偿。
2011年11月21日，他经忠县社保部门认定为工伤，此后又被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三级伤残。
王栋梁理所当然地认为，公司是应当对自己的受伤付起责任的。
然而，卓越商贸公司没有依法为王栋梁缴纳工伤保险，更不愿意支付高额的工伤待遇，想尽办法拒绝支付。
公司先是对工伤认定结论提起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相继被驳回后，仍然继续拖延。
此时，距王栋梁受伤已经过去了近一年半的时间。
无奈之下，2012年11月23日，王栋梁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付工伤待遇。
2013年1月4日，仲裁委做出裁决，要求卓越商贸公司一次性支付王栋梁各项工伤待遇，共计80余万元。
裁决生效后，王栋梁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却又一次失望而归：在执行过程中，法院发现卓越商贸公司暂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于是做出裁定，“本次执行程序终结。
” 2013年5月，王栋梁通过热线电话找到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义联”），在义联工作人员的法律指导下，王栋梁找到了当地社保经办机构――忠县医疗保险局，申请工伤待遇先行支付。
工伤先行支付制度，是2011年出台的《社会保险法》对工伤劳动者加强保护的创举，也是该法律的亮点之一。
具体是指：职工所在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发生工伤事故的，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
用人单位不支付的，从工伤保险基金中先行支付，以解工伤职工的燃眉之急。
忠县医保局没有接收王栋梁的材料，只是口头答复其不符合先行支付的条件。
经过多次交涉未果后，义联为王栋梁提供免费法律援助，以不履行法定职责为由对忠县医保局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决认定医保局不作为行为违法，并判令其先行支付部分工伤保险待遇。
诉讼期间，医保局对王栋梁做出书面答复，认为其所在单位从未参加工伤保险，王栋梁的申请不符合先行支付的相关规定。
2013年10月12日，忠县法院做出判决，确认医保局未在法定期限内对王栋梁的申请做出答复的行为违法，但驳回了王栋梁要求医保局先行支付各项工伤保险待遇的请求。
也就是说，法院认为，医保局在诉讼期间补充了书面答复，就是履行了法定职责，做出了具体行政行为。
10月23日，在义联的帮助下，王栋梁针对医保局做出的书面答复再次提起了行政诉讼，并于11月6日开庭。
2014年3月4日，忠县人民法院做出判决，撤销忠县医保局做出的《关于不予先行支付王栋梁工伤保险待遇的函》，限忠县医保局在60日内审核并发放王栋梁应得的工伤保险待遇。
双方未再上诉，王栋梁和医保局达成了分期支付80万工伤保险待遇的协议。
案例分析 本案系重庆市工伤待遇先行支付成功的第一起案例，并推动了重庆市司法部门形成了内部的相关意见，对今后重庆市未参保工伤职工的维权有重大意义。
在工伤维权中，用人单位拒绝或无力支付工伤赔偿的情况并不少见，在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用时更是如此。
劳动者迫于救治需要和经济压力，往往被迫接受较低的“私了”金额，甚至放弃维权。
工伤先行支付制度正是针对这种情况，为劳动者撑起的“保护伞”。
然而，自2011年7月《社会保险法》实施，工伤待遇先行支付制度面世以来，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成功案例较少，使这一制度成为了美好却飘渺的空中楼阁。
王栋梁案作为重庆第一起成功的案例，典型地反映出制度落地所面临的困难，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劳动者权利意识和维权能力的不足。
工伤维权的程序繁琐漫长，对不了解法律知识的劳动者来说，尤显复杂。
工伤先行支付制度作为一个较新的制度，更加不为广大劳动者所了解。
王栋梁能够成为特例，既是由于他超出多数人的坚持，也是因为他得到了法律援助律师的帮助。
而在他的身后，还有许许多多沉默着的，没有领到足额待遇的工伤职工。
工伤待遇先行支付制度的广泛实现，需要有更多的劳动者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并为之积极争取。
第二，具体实施细则不完善。
全国多数地方没有出台针对工伤待遇先行支付的实施细则，甚至在许多地方的法规、规章中对这一制度完全没有涉及。
这是地方社保部门拒绝工伤待遇先行支付的常见理由，它一方面导致社保部门工作人员对先行支付制度缺乏了解，面对劳动者提出的先行支付申请，或是置之不理，或是以种种理由搪塞；另一方面，也确实造成一些概念上的争议和操作上的困难。
在王栋梁案中，医保局就主张，王栋梁的申请从经办规程上无法操作，且已经向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请示，得到的答复是全市尚无先例，不同意支付。
需要指出的是，实施细则需要在操作中明确、完善。
缺乏实施细则，确实会给制度的落实带来困难，但不应当成为搁置制度的理由。
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是社保部门的义务，细则缺失的后果不应当由劳动者来承担。
随着工伤待遇先行支付制度出台的时间越来越长，这一理由也是越来越站不住脚的。
第三，对工伤保险基金安全性的担忧。
这同样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拒付理由。
在王栋梁案中，医保局提出，工伤基金先行支付后难以追偿，基金缺口将无法弥补，甚至将给基金的安全造成不可估量的严重后果，有可能导致用人单位纷纷退出参保，以各种名义套取工伤保险基金，已参保人员利益得不到保障，整个社会保险制度无法推进，危及社会稳定等。
但是，正因为存在难以从用人单位处取得工伤待遇的情况，才要设立这一制度，保障工伤职工的权益，这种情形的存在，不应当成为推进制度的阻碍。
何况，相较于工伤职工而言，不论是在追偿能力，还是在承受能力上，工伤保险基金都是更为强大的。
另一方面，对于这一问题的担忧，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严格审核程序来解决。
根据《社会保险基金先行支付暂行办法》的规定，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收到先行支付申请，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向用人单位发出书面催告通知，要求用人单位在5个工作日内依法支付相应费用；用人单位在规定的时间内不支付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用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
社保部门应当通过积极履职，确定申请人是否符合“用人单位不支付”的情形，作相应处理；不加区分地否决所有申请，是一种惰政行为。
第四，行政机关在诉讼中的强势地位，增加了劳动者的困难。
本案中，王栋梁实际上提起了两次行政诉讼。
这是因为，第一次起诉时，医保局没有给出任何书面答复，在诉讼过程中，医保局才做出了书面答复，虽然超过了法定期限，但仍被法院认可为履行了法定义务，因此驳回了王栋梁的诉讼请求。
王栋梁因此不得不针对该答复，提起第二次行政诉讼，才得到法院的支持。
也就是说，“做出答复”和“依法进行工伤保险待遇先行支付”被看作相互独立的两个行为，因此需要以两次诉讼进行救济。
这使得社保部门可以堂而皇之地拖延程序，而增加了劳动者一方的困难和诉讼成本。
行政机关事实上的强势，不仅体现在与对方当事人的关系上，也体现在与司法机关的关系上。
在新疆的袁某诉乌鲁木齐市社保局一案中也有类似的情形，社保部门在诉讼过程中才做出拒绝支付的答复，法院认为该答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劳动者不得不撤诉后另行起诉。
在袁某的案件中，还出现了法院责令社保部门重作答复之后，社保部门以同样的理由，作出同样答复的情况。
在得不到用人单位赔偿的未参保工伤职工中，王栋梁是幸运的，他跨越了重重阻碍，拿到了先行支付的款项。
然而，从大的图景上来看，工伤先行支付制度出台至今，已经超过3年的时间，制度落地的情况仍然不容乐观。
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劳动者积极行使权利，行政机关依法履职，也需要社会各界的不断推动。
我们期待着，这一制度，终有一天能成为工伤职工实实在在的避难所。
编辑 包冬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