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资本账户开放:经验与启示
[内容提要] 资本账户开放是印度一揽子经济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度政府对资本账户开放采取了灵活而实用的态度。本文从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商业性外部借款和非居民印度人计划四个方面介绍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资本账户开放的主要内容，分析了银行改革、汇率制度与资本账户开放的关联性。印度和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进程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也存在值得中国借鉴的经验和启示。
从某种意义上讲，印度资本账户开放的推动力来自于外部压力。1991年5月，印度爆发了严重的国际收支危机，外汇储备的极度短缺迫使印度政府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求助。根据 IMF一贯性的贷款要求，时任印度财长的曼·辛格制定了一揽子经济自由化改革方案，这标志着印度与独立以来实行了40多年的半管制经济体制决裂，走向了全面对外开放的道路。
1992年，Rangarajan领导的“国际收支高级委员会”向拉奥政府提交报告，建议印度尽快实现经常项目自由兑换，同时采取渐进的、“可以计量”的步伐开放资本账户，报告强调印度应实现利用外资形式的转变，由债务融资转向非债务融资，减少对官方援助的依赖，吸引更多的私人长期资本。 1995年8月，印度实现了经常项目可兑换，随后印度储备银行(RBI)成立了以Tarapore为主席的“资本账户可兑换委员会”，专门从事资本账户开放的准备工作。1997年5月，Tarapore委员会提出了印度分3年实现资本账户开放的时间表。
1997年前，国际社会对资本账户开放的后果普遍持正面看法，Tarapore报告无疑部分受到了这种乐观情绪的影响。Tarapore报告出台的几个星期后，爆发了以资本账户危机为主要特征的亚洲金融危机，印度政府在庆幸之余，也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双刃剑效应”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需要指出的是，印度对资本账户开放的风险并非没有预见，在Tampore报告中，明确列出了资本账户开放需要的条件，这些条件主要包括：①将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控制在3.5%以内；②1997—2000年3年内的通货膨胀率平均不能超过 5%；③健全国内金融体系，将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比率降至5%以下；④外债占GDP的比重降至 20%—25%；⑤解除储蓄存款之外的利率管制。虽然印度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放慢了资本账户开放的步伐，但从总体上看，印度资本账户开放仍是沿着Tarapore报告设计的路线图向前推进的，但表现出一种小心谨慎且实用主义的作风，即根据前提条件得到满足的程度而适时调整资本账户开放的步骤。
1.外国直接投资。
1991年，根据印度政府公布的《外国直接投资适用部类特别准则》，在35个指定的优先部门，占总股本51%以内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可获得自动批准，不符合自动批准的申请由外国投资促进局个案处理，但批准标准大幅放宽，批准程序也有所简化。
1997年，印度扩大了向FDI开放的产业名录，将包括电信和机场在内的9个产业的外资股份比例放宽至74%。2001年，允许在电力等行业中的外资100%控股。1991年，流入印度的FDI总额中，只有7%是自动批准的，到2001年，这一比例已上升到25%，需要个案批准的仅剩下印刷媒体、国防与战略工业等敏感行业。除了核能、国内零售、博彩、房地产、茶叶以外的农业种植等少数领域，印度几乎所有部门都对FDI敞开了大门。
2.证券组合投资。
1992年2月，印度财政部批准国内公司发行全球存托凭证(GDR)和外币可转换债券(FCCB)在境外融资，但要求筹集的资金主要用于电力、通信、石油等基础设施。1996年6月，印度取消了发行GDR和FCCB的数量限制。1998年5月，除了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外，GDR、美国存托凭证(ADR)的筹资用途限制完全取消，但FCCB筹资仍需符合商业性外债最终用途的要求。2000年后，印度公司获得自动批准发行GDR和FCCB。
1992年9月，印度允许合格外国机构投资者(QFIIs)投资国内证券市场，1993年2月，外国证券经纪公司获准在印度营业。印度对QFIIs投资总量没有限制，但要求QFIIS持有一家印度公司的股份比例不能超过24%，这一比例1998年后上升到40%。1997年3月和1998年4月，印度对QFIIs开放政府公债和国库券市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印度对QFIIs投资本息的汇出金额和时间没有严格规定，但对股息和利息征收20%的所得税，并对1年内汇出的外资征收30%的资本增值税，从而形成对短期投机资本的制度性排斥。
20世纪90年代，印度的外国证券投资流入与FDI并驾齐驱。2001—2002年财年，流入印度的外资中有40%属于证券组合投资，共有来自 28个国家的500多家QFIIs在印度证券与交易委员会注册，由QFIIs持有的资本占到孟买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资本总额的12%。
3.外部商业借款。
1991年的危机以后，印度政府对外部商业借款(ECBS)实行严格的管理，借款主体、年度借款总量、期限和最终用途均受到限制。1997年3月，印度扩大了对外借款的企业名录，同时提高了单个企业借用外债额度的上限。1998年6月起，期限在10年以上的ECBS不再实行总量限制。 2000年，印度企业5000万美元以下的外债和再融资可获得自动批准，基础设施项目的借款上限则被提高到2亿美元；并允许企业可自主借入3年期以上的贷款，利率在伦敦银行间折放利率(U— BOR)的基础上加上国家规定的溢价。除了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外，印度对ECBS最终用途的限制已基本被取消。
除贸易信贷之外，印度对短期外债仍实行严格的数量控制。为了有效地管理外债风险，1997年，印度允许外汇交易商在国际金融市场从事货币互换、期权、远期等交易，并建立了国内的金融衍生工具市场。2003年6月，印度外汇市场推出了1年内的卢比期权交易。随着国家外汇储备的增加，印度政府还鼓励部分出口型企业提前偿还外债以降低债务负担。
4.非居民印度人计划。
印度在20世纪70年代推出了非居民印度人计划，以优惠的利率条件吸引非居民印度自然人NRIS(拥有印度护照或其父母和祖父母曾经是印度公民的印度侨民)和海外法人团体OCBS(由印侨控股60%以上的外国公司)在印度银行开立卢比非居民账户(NRERA)和外汇非居民账户(PCNR），前一账户的本金和利息允许自由汇出，后者则仅允许利息自由汇出，但由政府提供外汇担保。
1992年6月，印度对外国居民开放了非居民非偿还卢比账户(NRNR)，允许这一账户的利息自由汇出；1993年5月，FCNR对外国居民开放，但撤销了政府对该账户的外汇担保。2002年4月1日，印度将NRERA和NRNR账户合并，并宣布允许FCNR账户的本金自由汇出，从而实现了印度卢比在NRIS账户下的自由兑换。印度政府还逐步取消了给予FCNR账户的优惠措施，同时对 NRERA给予政策倾斜。
以上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使通过NRIS账户进入印度的资本，成为印度外资的重要来源。NRIS账户余额从1991年3月底的137亿美元上升到 2003年3月底的285亿美元。卢比存款在全部 NRIS账户中的比重也从1991年3月底的1／4上升到2003年3月底的2／3，这一结构的变换使 NRIS账户变得更加稳定。
1947年独立以后，印度把银行国有化作为实现国家经济社会目标的重要途径。20世纪50年代中期，印度政府对原印度国家银行实行了国有化，成立公营的印度国家银行集团。1969年，接管了14家存款在5亿卢比以上的银行，1980年又对6家存款20亿卢比以上的大银行实现了国有化，组建了国有化银行集团，最终建立了公营银行占绝对优势的银行体系。
虽然以公营银行为主体的商业银行体系为印度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政府过多干预等原因，印度公营银行的经营状况一直不佳，金融风险也不断累积。1990———1991年度，印度国家银行集团的盈利率为1.5%，国有化银行集团的盈利率仅为1.0%，在印度27家公营银行中，有25家的逾期贷款比率在10%以上，有的银行甚至超过35%，不仅远低于国际先进银行的水平，也低于印度国内外资银行和私营银行的水平。
印度银行业改革的目标是提高银行体系的效率和竞争力，改革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解除银行业发展的外部抑制、引入审慎性的监管标准和重塑银行组织体系。具体的改革措施有：
(1)降低现金准备率和法定流动比率。在 1990年以前，印度商业银行的现金准备率(CRR)和法定流动比率(SLR)维持在10%和30%左右的水平。1991年后，RBI逐步降低这两个比例，到2001年，印度商业银行的CRR和SLR分别降至 4.5%和25%的水平。
(2)放松利率管制。1992年后，RBI对于所有存款只规定利率上限，1995年10月起，所有表列商业银行可以自主决定2年期以上存款的利率。在贷款利率方面，继取消银行同业折借的利率限制之后，1994年RBI对20万卢比以下的贷款仅规定最低利率，20万卢比以上的贷款利率则由商业银行自主决定。
(3)建立规范的银行监管制度。1991—1992年，RBI要求印度商业银行引入谨慎会计原则，并改变定点实地检查的监管方式，采取更有效的报表稽查制度，RBI还制定骆驼评级法(CAMEL)评级标准，评价商业银行的经营业绩。为达到《巴塞尔协议》对银行资本充足度的要求，从1993年到 1998年，印度向公营银行共进行财政注资1644.6亿卢比，并于1993年修改了《印度国家银行法》，准许公营银行进入资本市场筹资。
(4)改革公营银行体制。1997年，在Narasimhan委员会的建议下，印度成立了“迅速纠正行动机构”，对有问题的公营银行进行早期干预。1999年11月，在公营银行推行自愿退休计划，大大减轻了公营银行的负担。为了打破公营银行的垄断，鼓励自由竞争，1993年，RBI颁布了私营银行的设立标准，从1991—1992年度到1996——1997年度，印度国内私营银行从23家增加到了34家，外资银行从23家增加到39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