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家族业绩评价指标的构建与应用价值体现
一、引言 近年来，在国家各项政策支持下，中国基金业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基金与基金管理规模呈几何增长。
在基金投资中，投资者常关注那些收益排名靠前的基金即明星基金，而拥有明星基金的基金公司也被称作明星家族。
许多研究都已证实了明星基金具有溢出效应，即明星基金不仅能为自身吸引投资者来投入资金，也能为该基金公司的其他基金吸引更多资金和申购量[1—5]。
溢出效应产生的原因表现在多方面：首先，大部分投资者认为同一基金公司旗下的基金具有相似的研究开发能力、管理质量、投资理念等，所以认为可以用单支基金的评价指标去取代基金家族的整体评价指标；其次，当媒体以及公众将注意力放到某明星基金上，其基金家族的名字也随之出现在投资者的视野中，从而使该基金家族得到很大程度上的宣传，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投资到该基金家族的其它基金上[6]；最后，投资者认为基金的历史业绩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以此为依据去选择基金，会很大程度上降低搜寻成本[7]。
正是因为明星基金的溢出效应，为基金公司带来了更多的申购量，使基金公司可以收取更多的基金管理费，导致国内基金公司造星运动盛行。
虽然基金公司打造的明星基金的收益良好，但投资者并不能随意投资明星基金，因为大部分明星基金经常或长期处于暂停申购的状态。
暂停申购的原因一方面是基金公司募集的资金已达到一定规模，如果该基金持续被大量申购，而适合该基金投资的产品又不充足，造成该基金很难保持高收益率；另一方面是为了避免该基金趁机进入套利，使原基金持有者的利益受到损害。
当投资者认为同一基金家族的基金产品投资能力以及管理水平相当，但又不能随意追逐业绩优异的明星基金时，投资者就会选择投资该明星基金所在公司的其它产品。
但现阶段并没有关于兄弟基金的收益情况是否与明星基金的收益情况相当的调查或研究，因此无法证实投资者追随明星家族是否能获取超额收益。
现有的对基金研究报告以及评价指标大部分也都是针对单支基金的，如基金收益率、基金净值增长率、业绩比较基准增长率等，却少有对基金家族层面的评价指标。
大部分投资者一般是先选择基金家族，然后再选择旗下的基金产品进行投资。
既然如此，投资者又该通过哪些指标来衡量基金家族的整体业绩水平。
针对此情况本文构建了衡量基金家族整体业绩水平的四个指标，分别是加权平均业绩、业绩极差、优质基金比率、加权排名百分位数。
从基金家族的层面构建整个家族的业绩评价指标，可以防止投资者被明星基金误导，帮助投资者多角度地去衡量和评价基金家族的总体资产管理能力，使投资者投资基金变得更加有据可依。
二、文献综述 中国人民银行于1992年11月批准成立的淄博乡镇企业投资基金是我国最早成立的基金，标志着国内基金公司的成立，这不仅促进了资金更高效率地使用，使投资者拥有更多的投资选择，还由此产生了我国对基金业绩评价的研究。
在基金投资萌发初期，我国主要是引进国外的评价理论和方法对基金进行实证分析，在基金投资的成长期，国内学者多是对基金评价模型进行修正和创新。
石磊、王毅捷（1999）在新基金的业绩分析中，数据来源是1998年4月到1999年5月这一年间新上市5只基金，其方法主要是运用詹森指数计算和比较这5只新基金的收益率排名，文中还分析了投资者的净选择性报酬并得出投资者只投资于新基金可以分散股市的非系统风险的结论[8]。
李凯、张婷（2000）在证券投资基金投资收益分析中，通过实证研究透析了基金的投资绩效与组合策略的关系，运用资本市场理论对证券组合特征曲线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基金组合投资的绩效取决于股票的选择而不是长时间的规划的结论[9]。
杨湘豫、谭国威（200 7）在开放式基金经理与热手中，经过对基金经理的选时选股的持续性分析得出我国开放式基金经理有热手存在[10]。
赵旭、吴冲锋（2004）的证券投资基金业绩与持续性评价的实证研究中，认为国内传统基金业绩评估方法是从国外理论中引进的，分别有Treynor指数法、Sharpe指数法和Jensen指数法，他们还是国内首次运用R/S和DEA模型对基金的可持续性以及相对业绩进行实证分析的学者[11]。
20世纪60年代以前，国外运用投资组合理论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来比较投资基金的业绩，主要的依据是基金的投资收益率，之后Treynor（1965）特雷纳指数、Sharpe（1966）夏普比率和Jensen（1968）詹森指数的产生使单只基金业绩的度量方式有了新的转变。
三者都是利用未经风险调整的业绩指标或经风险调整的业绩指标将基金的业绩与基准业绩、市场业绩、无风险利率相比较，评价基金的业绩是否超过市场的平均业绩[12—14]。
Treynor（1965）最早建议把基金的系统风险进行量化，同时在比较基金业绩的过程中引入基金系统风险的对比，由于特雷纳指数并不考虑组合分散的问题，因此特雷纳指数可以被广泛运用于评价分散化投资的基金业绩。
Sharpe（1966）在特雷纳指数的基础之上将投资基金的系统风险与总风险进行区别，夏普指数把经营业绩好的投资基金的系统风险与总风险同等看待，但对于经营业绩差的投资基金，就认为基金的总风险会由于非系统风险的不同而相差较大，于是他就提出了将单位总风险的超额收益用于评价那些总风险经过调整后的基金业绩。
Jensen（1968）为了比较基金的实际收益水平和通过CAPM方法计算的预期收益水平，选择了衡量资本市场投资工具的资产定价模型和证券市场线作为评判标准，得出的基金业绩的评价指标都是经过风险调整后的百分比数。
Lehmann and Modest（1987）、French and Fama（1993）包括Carhart（1997）都是通过寻找适合的评价基金业绩的方法，并在不同的评判标准下分析基金业绩水平的结果，希望能够借此找出造成基金业绩水平结果差异的因素[15—17]。
Le hmann and Modest（1987）构建了基金业绩评价的APT模型，同时把 CAPM及APT度量对评价标准选取的敏感性进行了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基金评价标准和衡量业绩方法的选择对基金超额收益的排名和结果有显著的影响。
Fama、French（1993）指出股票的收益在受市场指数收益影响的同时还与资产组合的特性有关，因此[毕业论文网(专业提供论文代写和发表的服务,欢迎光临]在CAPM中引入了股票规模的因素，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