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建构
〔摘要〕 从文化层面看，文化冲突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对的严峻挑战，文化交流则是文化冲突的破解之策。“和”文化为构建人类命運共同体贡献出独特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尊重文化差异、增进文化认同、促进文化融合。目前，应通过促进文化交流主体的多元化发展、完善文化交流的制度安排、培育文化交流的活动载体等途径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建构。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建构；文化冲突；文化交流；“和”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203（2018）01—0057—0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包括政治、安全、文化、经贸、环境五位一体的系统工程，其中，文化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方面。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1 〕，为我们看待新时期的文化差异、应对文明冲突提供了思想指导和行动方略。
在全球化趋势日益加深的大背景下，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文化多元化格局逐渐形成，国家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越来越紧密，和平、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最大愿望。但是，全球化发展也带来了全球层面文化冲突的加剧，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了重大挑战。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复苏乏力。逆全球化、规则的碎片化和民粹主义倾向等思潮正在席卷西方社会，英国公投“脱欧”、恐怖主义肆虐、极右势力壮大等“黑天鹅事件”频发，西方发达国家陷入了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总体性危机，严重威胁着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与和平稳定。这些事件的背后，都有文化冲突的影子。卡尔·波兰尼认为，政治和经济行为是“嵌入”在社会文化之中的，这里的社会文化包括宗教、道德、友谊、家庭、习俗等 〔2 〕。实际上社会灾难主要是文化现象，不是可以依照收入数字或人口统计量度量的经济现象 〔3 〕167。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预言未来最危险的文明冲突是“沿着文明的断层线发生的那些冲突”，因为文明在政治和经济发展方面的重大差异根植于它们不同的文化之中，他进一步解释道，按社会阶级、阶层、贫富等划分的集团冲突已经不是社会中最大的冲突，由不同的文化所划分和构成的实体与人民之间的冲突才是最危险的冲突 〔3 〕6—7。文化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精神特质，具有动态性，但是文化的内核具有很强的稳定性，文化之间的差异很难被改变，也不容易妥协与解决。文化冲突发生在两种文化的相遇和碰撞之下，一般是在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产生的。文化冲突需要不同民族、种族、宗教的人们存在“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对立关系，人们必须对“你是哪种人”这样的问题作出认真回答，这种由文化冲突产生的“我们”与“他们”的对立关系所“引起的冲突往往最持久、最暴虐” 〔4 〕。显然亨廷顿是站在美国和西方的立场，从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对立的角度探讨文明冲突，但是，除却阶级立场不谈，在大的文明背景下，文化与文化的接触和互动中的确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和异质性，甚至会引发文化对立和文化冲突，必然会影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不同文化之间缺乏交流，就会产生隔阂，必然会影响文化实体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往来，只有增进相互交流和相互了解，才能形成文化认同，化解文化矛盾。即在文化差异存在的前提下，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积极进行交流和互动，寻找彼此之间文化的最大公约数，以增进彼此的文化认同，才能真正化解文化冲突，构建文化包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在公开讲话中多次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内涵，“开放包容”“兼容并蓄”“交流互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层面的关键词，即必须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互动，从而化解文化冲突，促进文化融合。如果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应对全球治理危机的中国方案，那么文化交流就是应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挑战的重要思路。
从历史角度看，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西汉张骞“凿通”西域后，汉朝多次遣使出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中亚和西亚国家，开辟了陆上丝绸之路。《后汉书·西域传》中记载了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的繁荣盛况：“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远方的塞种人、大月氏人、希腊人、波斯人、印度人、马其顿人将西域的音乐、舞蹈、杂技、胡服、胡床、胡饭等艺术、语言、农牧土特产、生活习俗传入中原，中原的丝绸、漆器、铁器和冶铁、穿井、开渠等先进技术传入西域各国，促进了中国与中亚、西亚各国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唐朝时，中外文化交流达到鼎盛时期。中亚各族百姓大量移居内地，长安成为各族人民聚居往来的国际大都市，这些侨民学习唐朝文化，逐步融入唐朝社会，成为华化“藩胡”，同时他们还将本身的文化包括艺术风格、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引入中原，使之成为唐朝文化的一部分。除中亚和西亚外，唐朝还与阿拉伯、拜占庭、南亚、非洲的许多国家进行了友好往来，印度乐舞、波斯服饰、西胡饮食、西域美酒乃至绘画、娱乐、民俗等都成为长安和洛阳的流行风尚，极大地促进了不同文化的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宋元时期，中外文化交流和人员流动非常频繁。大量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到中国经商、传教、定居甚至担任官吏。宋朝的航海技术已经十分先进，中国帆船远涉印度洋，到达印度、阿拉伯南部和伊斯兰世界，进行频繁的海上贸易活动，中国的丝帛、瓷器由海上“瓷器之路”远销东南亚、印度、西亚和东非地区。“四大文明”的西传推动了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与新航路的开辟，对西方社会的进步产生了巨大影响，进一步加强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明朝前期，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展示大国国威，发展海上贸易，采取怀柔政策，中国宝船将丝绸、瓷器、香料、铁器大量运往各国，非洲、阿拉伯半岛、南亚等地的香料、珍宝、药品、五金、布类、动物和生活用品也运往中国，大大加强了中国与印度洋地区和伊斯兰国家的文化交流。明朝中后期至清朝时期，封建王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中国与西方国家交往日渐式微。然而，伴随着欧洲殖民势力的扩张，罗马教廷派出大批传教士来华，其中利玛窦、汤若望就是典型代表，他们传播天主教义的同时，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包括天文、物理、数学、建筑、军事、医药学等。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量引进西方先进文化，中外文化在新的历史背景下相互交流、相互吸收。可以说，中国历史几乎就是一部对外文化交流史，对今天构建以文化交流为基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历史参考价值。
从现实角度看，人类社会经过长期发展，形成了形态各异的文化，这些文化并无优劣之分。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全人类作为一个有机整體，任何国家和个人都是其中的一部分，不可分割、不能舍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各国尊重“他者”的文化，不以先进文化自居，加强不同文化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相互促进，而不应该排斥、孤立甚至取代其他文化。世界因多样而美好，文化因交流而进步。任何一种文化都是经历长期的历史条件逐渐形成并动态发展的，对外来文化和其他文化，应主动吸收其精华，为我所用，促进文化交流互鉴乃至文化融合，最终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时指出，“应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我们应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是并行不悖、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作为中国外交的两件大事，“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终极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就是要以文化交流为抓手，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乃至世界各国的相互理解、相互包容，使各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共同应对矛盾、风险和挑战。
三、“和”文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出独特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内涵是什么呢？2015年10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西方主流文化将共同体看作一个封闭的实体，认为共同体的意识是通过向内强化完成的，并通过与他国矛盾构建来强化本国的认同。在这样的思路下，西方社会主张“文明冲突论”和文化二元论，强调非此即彼，主张主客二分、以自我为中心的哲学宇宙观。从这个角度出发，必然造成文化矛盾，乃至文化对立和文化冲突，如何走出零和博弈的囚徒困境，东方智慧或许能够为我们应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挑战贡献力量。
与西方不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具有根深蒂固的和合文化与天下主义的传统，强调“和而不同”、多元包容、谦虚礼让的思维特质和处事方式。费孝通将我国这种传统社会文化称之为“差序格局”，即以“己”为中心，和别人所联系生成的社会关系，就像石子投入水中，水的波纹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恰似这个差序格局构成的无数个同心圆，具有开放而非封闭、多元而非单一、模糊而非绝对的文化特征，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赖关系。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人由内及外、逐层外推的文化特征，例如“修身治国平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蕴含了非常丰富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历史上，中国在长期的对外文化交流中形成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和谐共生、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多元文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原地区后，与本土文化相结合，逐渐形成儒道释“三教合流”的趋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和天下主义，强调多样性和谐的观念，可以为国际关系的处理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为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独特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理念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具有共通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增进文化的交流而非冲突、对话而非对抗、合作而非斗争，坚持尊重差异、多元包容、公正合理的原则。
从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到21世纪的高度发达的信息化社会，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光辉而灿烂的文化，可以说，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文化交流史。当今世界存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0多个民族，不同国家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历史背景、宗教信仰、文化传统存在着千差万别，也正是如此，才使世界呈现出多样化和多元化的形态，也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交流提供了基础与条件。因此，在文化层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坚持沟通交流、包容互鉴，建设一个多元文化共生的世界。这就需要做到：一是尊重文化差异。世界因多样而美好，文化因差异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文化本身的特质决定了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唯有尊重文化差异，允许文化差异，才能在文化共生中求同存异，走出零和博弈困境。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时指出文化的差异性及其价值，他说“人类文明多样性赋予这个世界姹紫嫣红的色彩，多样带来交流，交流孕育融合，融合产生进步”。世界各地人民的生活方式、语言、音乐、服饰乃至饮食不可能千篇一律、整齐划一，文化的差异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所在。二是增进文化认同。“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不同文明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 〔5 〕。人类社会各种文化在价值上是平等的，不存在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之分。文化之间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要求各国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必须秉持平等、谦虚的态度，真正实现文化认同。要实现文化认同，就不能实行强制性文化输出，而要进行非强制性文化影响，可以借助非政府组织的力量。三是促进文化包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文化包容是文化交流的动力所在，201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讲道，“文明相处需要和而不同的精神”，“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 〔6 〕。西方学者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和文化二元论，将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人为对立起来，极易激化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必须尊重各种文化，加强文化之间的对话而非对抗，互学互鉴，兼收并蓄，唯有如此，才能建立一个“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文化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方面，文化交流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要让各国文化交流合作走深走实，切实增强世界各国人民的参与度和认同感，我国可以在以下方面作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