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研究视角的“社”信仰
【摘 要】本文在回顾近代以来与“社”这一概念相关的研究的基础上，从广西龙江流域宜州市一个普通村庄的历史叙述及当地“做社”祭祀习俗切入，分析村落“社”信仰生命力的来源，认为“社”源自于自然崇拜，承载着道德规范的力量，建构起信仰与禁忌相互依存的社会观念。与“社”相关的信仰与祭祀习俗在历史与当下的多重内涵，及其存续方式所蕴含的社会意义，足以使之成为切入民间社会研究的重要视角，在田野实践上构成一种方法论。
【作 者】覃慧宁，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人类学博士。南宁，530008。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4 — 454X（2016）04 — 0088 — 009。
“社”，可以说是解读中国文明史的一个关键词。东汉《白虎通义》有云：“天子求福报功，人非土不立，土地广博，不可偏敬也，故封土为社而祭之，示有土尊。”社为土示，稷为谷神，《风俗通义》释：“稷，五谷之长，五谷众多，不可偏祭，故立稷而祭之”。农耕文明是中国文明的主体，农业生产的根基是土地，对土地崇拜、信仰与祭祀习俗在中国各地普遍存在，这一传统逐渐演变为以“土地爷”或“社王”或“社神”的信仰和祭祀。从上古延续至现代的“社”信仰及祭祀习俗 [1 ] 405，可以说是我国各族人民崇拜与信仰土地之“灵”的一种核心象征符号。就整个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历程来看，对“社”的信仰与祭祀可追溯到三代以前，历史文献记载中与“社”有关的仪轨介绍及讨论极多，祭社仪式是中国古代从中央统治阶层的帝王、贵族、士大夫到各地区、各民族都持续不断地共同实践的重要信仰活动。本文通过回顾现有的与“社”相关的著述，并以个人从事的广西多民族聚居地区“社”与社会观念建构的具体个案为切入点，探讨在多民族国家文明史背景下由宏观到微观区域单位的“社”与社区历史、社区组织及民众信仰之间的关联性，由此生发出以“社”的视角作为区域性民间社会研究的切入点的理论依据与方法论意义。
一、“社”的研究历程及相关概念界定。
“社”之概念与相关论述在历代文献资料中多有提及，民国时期历史学、社会学和民俗学等方面的研究者据此对“社”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意义已经展开过论证。
（一）民国以来对“社”的研究。
20世纪30年代，历史学家丁山就结合古代文献中记载的上古神话考证道：社神源于初民崇祀的地母，也就是后土之神；上古建国以修茂之木为神位，“社与国家，常相始终，则古之所谓‘邦社’者，盖即初民民族之图腾；所谓‘里社’者，盖即氏族之图腾。”先秦至汉代国家所祭祀的农神“神农、蓐收、后稷，皆自后土逐渐分化而成独立之神格。后土即社母，本原始地母神。因社会中下由女性转移于男性，地母神性亦随变而为男性，故有‘后土’为社传说。”[2 ]310—311社会学家杨庆堃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代表作《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中提出：社王或土地神作为社区共同的象征符号，围绕其举行的祭祀活动起到凝聚民众共同利益，建构共同信仰的作用。[3 ]100—102民族学家凌纯声在《中国古代社之源流》中，综述东西方学者对“社”之起源的几种观点，梳理历史文献，分析了社之起源、类别、形制、祭祀对象等，提出中国的社崇拜及祭祀制度等与包括西亚、东亚和美洲在内的世界各地区文化存在同源的可能性。[4 ]1417—1447可见与社相关的信仰及祭祀仪式自上古时代起对于国家、社会和民众就具有极为重要的含义及传承价值。
概言之，“社”及与之相关的崇拜与祭祀，是中国传统文明体系中一整套由上而下、由上古沿袭至今的象征性礼仪系统，曾经贯穿整个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从天子春、秋两季执行的年度周期性献祭仪轨制度，到“蛮荒”边疆民族的年度周期献祭习俗；从上古中原部族春秋的“桑林”“濮上”之会，到我国南方农耕民族至今仍在春分、秋分社日举行的“做社”仪式，无论繁简、雅俗，都承载着农业文明族群对生态、土地和繁衍之间密切关系的确信与祈望，也维系着各地域社会共有的道德规范与信仰行为的群体性特质。当国家性的祭社仪式早已消逝在历史中，民间的社信仰与祭祀仍广泛传承于各地各民族中。一般而言，社日分为春社和秋社，春分后戊日为春社，秋分后戊日为秋社，所谓“春祈秋报”，春天播种耕种，秋天收获粮食果蔬，春、秋两季做社的目的是祭祀一方土地的守护神即俗称“土地神”或“社王”“社神”。社王是只属于具体某个社区的保护者，人们宰猪杀鸡，聚集在社祠献祭供品，在春社祈求社王庇佑本镇、本村或本街道风调雨顺、农事顺利、人丁兴旺；到了秋社酬答他赐予的土地丰收与邻里和睦、人丁平安，献上供品后，各家参加祭社的人往往还要在社祠前炊煮聚餐，把献祭过的肉、菜各自带回家让家人分享，共沾福佑。
我国当代学者对“社”的研究探讨基本延续上述综合神话、传说与历史文献考证“社”之源流及传承的脉络，并将文献梳理与社会史、文化史等方面的探讨相结合，又或透过个案做具体分析，深入到国家文明体系建构的历史过程及其内在规律中理解“社”与中国社会的关系。如邹昌林从《周礼》这部上古典籍考察中国古代国家社会体系的特征，尤其是国家宗教体系的形成，认为《周礼》中确立的“四等立社”制度，即从王到诸侯到大夫到鄙民依次依礼法所立的大社、王社、国社、侯社、置社四种社的等级，标示着国家对神灵祭祀的层次等级，亦即象征着国家土地所有者的等级、权力地位的等级以及财富分配的等级[5 ]406—414。由此衍生形成了古代乡村基层行政地理单位，亦即里社制度，这一礼制习俗从元至明清逐渐规范化和制度化，成为国家政权规范对基层社区统治的重要手段。陈宝良论述了“社”的信仰及祭祀与中国本土文明语境下的“社会”概念的密切关系：“社会”乃是“社”与“会”的结合，在中国历史上可以理解为一种具有地域空间限制性的群体性祭祀活动，即民间在社日举行的各种迎神赛会[1 ]2—7。近年从历史学、人类学与民俗学等学科角度进行的专题研究中，涉及“社”信仰及祭祀讨论的专著中，魏建震的《先秦社祀研究》通过历史文献考证上古至先秦时期社祀信仰及祭祀的源流；孟宪实的《敦煌民间结社研究》梳理了唐宋时期敦煌地区民间结社存留的文本，展示了民众通过“社条”契约以各种需求和人际特征结成私社，通过文字规约建构生活秩序的社会图景；皮庆生的《宋代民众祠神信仰研究》呈现出宋代民众的祠神信仰状况，论述了其中的“祠赛社会”即社王祭祀仪式的赛会发展与民众及地方治理者的关系；王铭铭对福建沿海地区的社亦即“铺境”的崇拜及祭祀活动做了深入的考察分析（《逝去的繁荣——一个老城的人类学考察》《走在乡土上——历史人类学札记》《溪村家族：社区史、仪式与地方政治》），剖析了“社”的祭祀与中国上古社会结构、礼仪道德观念形成的深层关系，借此反思西方学者在“翻译”中国的信仰模式和社会结构时，存在的理论和认识偏差；杜正贞的《村社传统与明确士绅——山西泽州乡土社会的制度变迁》在回顾梳理与“社”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山西泽州村社制度的变迁为个案，分析了这一组织与祈雨信仰之间表里合一的密切关系及作为乡土社会的制度性框架所具有的包容性与调试性，展示了 “社”信仰的载体即村社组织存续的内在动力。郑振满、丁荷生（Kenneth Dean）和宋怡明（Michael Szonyi）等学者在《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这部论文集中，对福建明清时期“社”和里社组织的特征及发展与国家历史的关系也做了细致剖析。以上论述或着眼地方文化背景下的“社”在文明进程中的象征性意义，或分析“社”组织及体制所具社会文化内涵，或侧重本国宗教体系中的“社”与中国社会结构、国家权力的关系，或以地方民间信仰体系为着眼点讨论区域社会史或风俗变迁历程，大都以历史上国家直接统治的汉人地区的文化与历史为关注重心。唯有吴秋林的《中国土地信仰图像人类学志——以贵州为例》汇集了贵州布依族、水族、苗族、侗族、土家族、汉族屯堡人支系等族群与“社”及土地信仰相关的文化事象，作者亲身参与各族土地祭祀仪式、实地考察各族相关习俗，比较系统地展示出非汉族群与汉人族群在同一文明体系中共生的多元信仰文化，但这一研究主要侧重于记录和梳理贵州各地族群现存的土地信仰与祭祀习俗，对汉与非汉族群杂居地区的“社”信仰传承、社与社会体系建构历史等问题没有展开具体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