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经济转轨模式的一些思考

[摘要]渐进式和激进式，常常被用作对中国和俄罗斯经济转轨模式的概括。

改革成效的现实对比，使人们往往得出渐进式优于激进式的简单结论。

这种判断是否准确，产生改革成效不同结果的真正原因究竟如何?文章用制度比较的方法作了独特的思考。

[关键词]渐进式；激进式；经济转轨模式；制度比较 　　 　　人们在分析中俄两国的经济转轨模式时，常常将其作为渐进变革和激进变革的典型进行比较。

并由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巨大成就和俄罗斯经济走势徘徊不前的现实对比，得出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模式要优于俄罗斯以“休克疗法”为手段的激进变革模式的简单结论。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中国改革获得成功的原因和俄罗斯转轨失败的根源究竟在哪里?我们有必要用制度比较的方法作一个更加深入的分析。

一、理论前提 　　 　　一个制度体系，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多个参与主体之间相互博弈达到的一种均衡状态。

既定的制度框架协调着参与主体的信念，规范着参与主体的种种行为方式。

而改革作为一种社会变迁和制度转型过程，实际上是从一种均衡状态到另一种均衡状态的转变。

“当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参与主体发生变更，或者原参与主体业已形成的决策习惯和认知模式出现问题时，就会使制度均衡被打破，引发‘制度危机’，需要有新的制度加以替代。

”[1](P4)以上所说的参与主体可以被定义为社会上存在的众多利益集团，不同的利益集团代表不同的利益取向，而每个集团的成员都想通过集团的集体行动，以自己最小的成本换来尽可能多的个人利益。

无论是旧制度的维系还是新制度的建立，都是这些利益集团之间展开广泛的博弈，经过充分的讨价还价产生的结果。

樊刚教授在分析制度变革时，引入了“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这两个概念，作为对“变革成本”(或者说是变革时的交易成本)的细化。

他所说的“实施成本”主要是指在变革时人们的“重新签约”造成的。

比如说在发生产权关系的变革，重新界定人们的权利和义务，制定新的契约和保护新契约关系的法律规章等所需的时间和费用等等。

“摩擦成本”是指“社会上某些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抵触和反对所引起的经济损失”[2]。

改革正是在协调各个利益集团的过程中，不断降低“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才能获得有效推进。

二、问题的展开与深化 　　 　　有了上述理论，我们可以作出以下分析。

1991年末1992年初，在俄罗斯由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提出，盖达尔政府宣布了“休克疗法”式的激进的经济改革方案。

它是希望在较短的时期内通过放开价格，实行紧缩政策，控制通货膨胀，达到稳定宏观经济的目的，并通过全面的经济自由化和产权私有化，实现经济转轨和改变社会基本制度。

也就是说，俄罗斯试图通过一次性的“签约”，实现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

根据对“变革成本”的定义，虽然这种激进式的改革可能立刻出现较大的震荡，从而造成较大的损失，但是若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过渡，其损失应该小于那些因经济长期处在信号扭曲状态中，必须支付多次“签约成本”的渐进式改革。

但是渐进式改革不会像激进式改革那样一下子全面地触动各种既得利益，不会使各种势力在同一时期内形成反对改革的强大联盟。

这样“分步走”的渐进改革因逐步地改变利益关系，在每一阶段的“打击面”较小，每一步改革所遇到的社会阻力较小，引发的社会冲突也小，较容易受到控制，改革的摩擦成本较低。

由此可见，激进改革的实施成本要小于渐进改革，但是摩擦成本要大于渐进改革。

两者可以说是各有利弊，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渐进改革成功的例证，而波兰、匈牙利的转型却是“休克疗法式”激进变革的成功实践。

那么为什么“休克疗法”被照搬到俄罗斯后，却以失败告终呢? 　　“休克疗法”的依据是西方新自由经济理论和货币学派的思想，强调货币政策，主要是设想在短时期内解决宏观经济稳定和振兴经济的问题。

一般来说适合于在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工业化水平较高、能够经受住“休克”阵痛、政治持续动荡的国家使用。

当时的俄罗斯满足了上述的条件。

但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条件是，这种强烈的变革，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利益集团或者代表利益集团的政府来组织实施，协调好各个集团的利益，使更多的潜在利益集团能够成为次级行动集团，协助变革的顺利实行，至少是减少一些反对改革的阻力，降低变革的摩擦成本。

并且为了避免反复“休克”造成的巨大实施成本，需要执行的速度越快越好，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过渡。

匈牙利和波兰很好地满足了这样的要求。

在匈牙利，原来估计15～20年的改制，8年左右就完成了，其中大部分在1995～1997年的三年中完成，转轨不仅步伐快，而且彻底。

许多西欧国家认为不宜私有化的部门，如电力、民航、通讯等也都私有化了。

这样激进的变革之所以能施行，当时的匈牙利政府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政府把大部分的企业向私人和外商出售，直接从西方经理人手上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并很快进入国际市场，赢得国际利益集团的支持。

同时，在立法方面与欧盟协调一致，力争加入欧盟。

这样既能带来经济上的好处，又受到更好的保护。

生存安全感的迫切需求使国内的左中右派走向一致。

在出售国有资产时，政府成立并多次改组专门的机构，吸收大批专家参与对营私舞弊行为坚决打击，赢得了社会的赞扬。

在波兰，起到相同作用的是强大的工会力量，工会组织主导改革，提供了民众广泛参与和讨价还价的权利，各方力量趋于一致后改革便得到顺利推进。

在使用激进变革获取成功的匈牙利和波兰，强有力的政府或利益团体在变革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而在“休克疗法”宣告失败的俄罗斯，恰恰没有这样的政府和行动团体来主导改革。

从1991年开始宣告施行“休克疗法”的短短几年间，俄罗斯数易总理，在政治上摇摆不定。

从表面上看，频繁更换总理的原因是不能有效推进改革，转变俄罗斯低靡的经济形势；实质上改革之所以不能有效推进，是因为政府不能协调好各集团的利益关系，得不到广泛的支持。

如果我们把国家看作一个大的集团的话，社会上的那些利益集团便成了集团中的个体成员。

我们知道“除非在集团成员同意分担实现集团目标所需成本的情况下给予他们不同于共同或集团利益的独立的激励，或者除非强迫他们这么做，不然的话，如果一个大集团中的成员有理性地寻求他们的自我利益最大化，他们不会采取行动以增进他们的共同目标或集团目标”[3](P3)。

当时的俄罗斯，正大刮私有化之风，社会上各个利益集团都指望在此过程中寻找自身的利益，没有任何一个集团会为了国家整体的利益而付出改革的成本。

而在匈牙利，左派集团为了能执掌内阁，他们必须出头主导改革，用改革的成绩稳住他们执政的地位，这构成了该集团的激励。

波兰的工会是一股力量强大、民主传统浓郁、具有很高社会参与度和较浓贫民主义色彩的集团组织，组织生存的需要同样激励着工会成为波兰改革的主力。

俄罗斯的无产阶级工会组织没有采取类似的行动，正是因为对阶级内部的个体成员没有形成激励的条件，那么有人会问，无产阶级革命时，俄罗斯无产者的那股革命热情上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