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精神的坚守与西部话语的建构
支宇 向宝云。
摘要：四川文学理论与批评七十年间取得了一系列为全国文艺理论与批评界同行瞩目的研究成果。其鲜明的特征表现为从西南地域与四川角度出发来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建设，形成了以“边缘精神”为理论气质的“西部话语”流派。其成就与启示是：在学科意识与全球视野的总体框架中坚持“边缘精神”和学术在地性。
关键词：四川文学理论与批评七十年;边缘精神;西部话语;学科意识。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以来，作为中国文艺理论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川省文艺理论与批评深入贯彻党的文艺方针，坚持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立足四川，面向全国，放眼世界，不仅为繁荣四川文艺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也在推进全国文艺理论发展的伟大进程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七十年来，四川省文艺理论与批评界不断与时代共振，持续不断地在新的社会氛围与文化语境下进行理论话语的建构与文艺批评的实践。在这七十年间，四川文学理论与批评根据中国文艺知识生产规律并结合地方性文艺特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突出表现为从西南地域与四川角度出发来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建设，形成了以“边缘精神”为理论气质的“西部话语”流派。四川文学理论与批评七十年最根本的学术特征是：在学科意识与全球视野的总体框架中坚持“边缘精神”和学术在地性。从中国古代文论“龙学”到比较文学“失语症”和“变异学”的提出、从“审美学”和中国第一部《美学辞典》到“文艺美学”的学科化、从马克思主义文论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从西方文论研究到中国符号学理论“西部学派”的创建，从中国现当代文论与乡土文学批评到西南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人类学批评话语的广泛运用……四川文学理论与批评七十年间取得了一系列瞩目的研究成果。当历史进入新时代以后，四川文学理论与批评将继续从学科交叉与协同创新等路径与角度出发激活内在潜能，在承续与转换中再创辉煌。
一 学科意识与全球视野：
四川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成就与影响伴随着新中国的七十年风雨历程。七十年来四川省文艺理论与批评成就与贡献首先体现为巴蜀学人在从事文学理论话语建构与批评实践所具有的学科意识与全球视野。虽地处西南边缘，四川省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们却身在边陲而胸怀天下，从而取得了具有全局意义的学术成就，并产生国际性的学术影响力。
（一）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与比较文学“失语症”和 中国学派”的催生。
20世纪是西方文艺理论的世纪。西方文论话语输入中国后，使得中国传统本土文论出现“失语症”的文化病症。四川学者就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及其话语重建做了大胆的尝试，其中，杨明照先生、曹顺庆及其学术团队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从“龙学”到“钱学”、从“失语症”到“变异学”，四川文学理论与批评不断提出学术话题并推出重大成果，不仅在国内取得了瞩目的成就，而且在全球范围内也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杨明照作为四川本土中国话语重建的启发者，终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论和文学批评史文献的研究，其《文心雕龙》的研究很具权威性，被誉为“龙学泰斗”。曹顺庆师从杨明照先生，将四川省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领域中的学科优势推进到中西比较诗学的全新阶段。他著有《中西比较诗学》《中外比较文论史》《比较文学变异学》等著作。《中西比较诗学》是国内首部以“中西比较诗学”命名的专著，该书从中西方诗学范畴出发，对中西方诗学范畴做了互证互释、双向阐发的深入研究，标志着中国比较诗学学科的形成。2015年，曹顺庆在世界著名的Springer出版社出版了英语专著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系统地归纳了法国影响研究和美国平行研究的特点和弊端，进而提出了适用于当前多元文化时代和全球化大背景下的新型比较文学方法论体系，代表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理论话语建构的最新成果。曹顺庆被誉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代表，他于1980年代开创的中国比较诗学和后期建构的比较文学变异学引起了全国学术界的巨大反响，为四川省文艺理论与批评赢得了巨大的学术声誉。
在中国儒学、中国古典美学研究领域，皮朝纲是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学术大家。他一生从事中国传统文论与禅宗美学研究，著述丰富，出版古典美学专著十余部，论文100余篇，其《静默的美学》和近年来的“禅宗美学三书”，填补了中国禅宗美学史研究的空白，有力地推进了中国本土特色文论话语的建设及其当代转化。对中国传统古典诗学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还有川大周裕锴教授，著有《中国禅宗与诗歌》《宋代诗学通论》等。除了“龙学”，四川文学理论学者何开四和陈子谦等在“錢学”等文学理论研究领域也做出了重要贡献，有力地参与和推进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和发展。
在曹顺庆影响下，四川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的重要阵地，是比较文学批评与研究中国学派的话语引擎与学术大本营。以曹顺庆为核心，四川大学王晓路、阎嘉、吴兴明、支宇、刘文勇，四川师范大学嵇敏、李凯、张叉、陈佑松、胡志红，西南交通大学徐行言、余夏云、付品晶、董首一等，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建构贡献了一大批学术成果。
七十年来，四川文学理论与批评一大批学者积极倡导并参加了中国“文艺美学”学科构建工作，从苏恒的《文学原理新编》对中国文艺美学建设的专业化引导，王世德“美学词典”的编撰工作以及“审美学”的建设性贡献，到四川师范大学研究团队的中国古代美学研究工作等，四川文学理论工作对新中国文艺美学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川大学教授王世德是著名美学家，他对“文艺美学”的专业化和学科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主编了中国第一部《美学词典》，该书出现于美学资料奇缺的20世纪80年代，极大地促进了国内美学研究工作，对美学的研究起到了很好的专业化以及示范性作用。他还明确提出“美学就是审美学”的观点，著有《审美学》，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文艺美学与批评的繁荣和发展，对四川美学研究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四川师范大学教授苏恒在改革开放初期主编了《文学原理新论》，同时发表了一系列现实主义文艺美学论文，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原理出发对文学原理进行了全新的编写，引入了新方法、新观点、新范畴，促进了“文革”后四川本土文艺美学的学理化发展。在苏恒先生的努力下，中国当代美学家高尔泰很长一段时间在四川师范大学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有力地促进和带动了四川当代美学的发展。曾永成曾经在四川师范大学工作，与苏恒、高尔泰等人是同事，后调入成都大学。20世纪80年代，曾永成发表《运用系统原理进行审美研究试探》主张系统论研究美学，受学界重视，促进了文艺美学研究的科学化发展。
四川师范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是中国古代美学研究的重阵，以钟仕伦、李天道、董志强为代表，将中国古代美学明确论述为人生美学和体验美学。四川省美学学会自改革开放以来聚集了一大批从事文艺美学的著名学者。前会长潘显一的著作不仅梳理了中国道教从汉朝到明清的美学思想史，而且还较为成功地建构了一个道教美学思想史论体系。现会长阎嘉发表了《后现代语境中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戴维·哈维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传统》等重要的新马克思主义文论文章，对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系列译著《后现代的状况》《论晚期风格》《美学谱系学》等，促进了当代西方文艺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当代文艺美学理论建设与发展不断输入新的话语资源。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胡文和、李永翘、魏红珊、王小平等也从巴蜀石刻、张大千艺术、郭沫若美学和当代影视美学角度丰富了四川本土作家文艺美学思想的研究，也丰富了中国文艺学家的文艺美学思想研究。
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继承与创造性转换，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与批评的重要学术资源。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以来，四川省文艺理论研究从传统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到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拓展这一学术脉络不断向前推进，涌现了一大批重要的学术成果。
四川大学教授唐正序是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他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艺领域的指导地位，致力于构建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并用、内在分析和外在分析结合的文艺理论，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构和发展做出较大的贡献。杨名中侧重对俄国马列文论进行研究，如俄国革命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时期的文论研究，对弗兰茨·梅林、列宁、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等理论家的文艺思想均有探讨，对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脉络和思想内涵做出了很好的梳理。李益荪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社会学方向的研究，其相关著述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正本清源，剔除长期附着于真正马克思主义身上的庸俗论和教条主义思想，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社会学的再建工程。冯宪光进一步扩展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面向，这主要体现在其研究中心轉向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他的重要著作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思想》（1988）、《“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1997）、《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问题》（2005）、《在革命与艺术之间 二十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文艺理论研究》（2009）、《新编马克思主义文论》（2011）、《西马文论与中国当代文论建设》（2016）等。在他的影响下，其学术团队长期致力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拓深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学理走向。
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美学研究为中心，四川大学教授王晓路、陈波、傅其林、邱晓林、张意等进一步丰富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创造性继承与转换工作。王晓路则扩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文化研究路径，著有《视野、意识、问题：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2003）、《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2007）、《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研究》（2012）、《全球化与人文学术的现代性》（2018）等，以跨学科方式考察了“二战”以来西方社会文化现状的历史成因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之间的关系，拓宽了国内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领域。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傅其林主要从事新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先后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出版专著有《阿格妮丝·赫勒审美现代性思想研究》（2006）、《宏大叙事批判与多元美学建构》（2011）、《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问题》（2018）等著作。他从布达佩斯学派理论家阿格丽斯·赫勒着手研究，延伸至对布达佩斯学派文艺理论进行，并扩展至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当前汉语学界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与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并将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性反思纳入中国马克思文论当代范式的构建之中。
批评七十年的经验与启示。
七十年来，四川文学理论与批评基本没有远离西南区域文化与文艺实践。在追踪学术前沿响应全球学术话语的同时，巴蜀学人还植根于巴蜀大地，特别注重发挥区域优势，强调从本土文艺创作与审美经验中获取思想滋养与创新动能。深入巴蜀生活，从西部审美经验出发，这成为四川文艺理论与批评七十年最为重要的经验与启示。无论是西方文论的中国视角，还是中国符号学文论“西部学派”的创建，无论是四川乡土文学批评角度切入中国现当代文论建设，还是西南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学术积累与文学人类学批评重镇的建设，四川文艺理论与批评一直将西南经验与西部区域作为自己的思想与话语源泉。
就西方文论的研究现状来看，四川文学理论研究深度不断得到推进，研究视野不断拓宽，涉猎的外国文学领域十分广泛。在四川文学理论界，其代表人物有石璞、杨武能、龚翰熊、文楚安、刘亚丁等具有全国影响的学者。石璞长期从事欧美文学及西方文论的研究与教学，其主要著作《欧美文学史》（1980）、《西方文论史纲》（1992），皆为我国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权威著作。杨武能长期从事德语文学、比较文学和文学翻译理论的研究和教学，是中国学术界的德语文化研究的权威学者。
中国符号学文论“西部学派”的创建呈现出从无到有，并向各领域全面推进的局面，并开始出现与其他领域理论相结合来进行综合分析的新动向，出现音乐符号学、存在符号学、应用符号学等，代表人物有赵毅衡、唐小林、陆正兰、黎风、胡易容、饶广祥、赵星植等。赵毅衡是中国当代符号学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著名学者。自《文学符号学》（1990）始，赵毅衡结合西学理论开创了中国本土符号学研究之先河。而《符号学：原理与推演》（2011）则为中国学者进入中国化的符号学研究打开了一扇宽敞的大门。该论著集符号学前沿成果之大成，结合当下文化形态与中国国情，演绎出一套全新的理论符号学体系模式，推动了理论符号学的发展，标志着中国符号学派的建立。《广义叙述学》（2013）、《趣味符号学）（2015）、《哲学符号学》（2017）等书则为符号学在诸多领域的扩展，意味着中国符号学研究开始向叙事学、文化研究、意义问题等更为广泛、深入的领域延伸。赵毅衡的研究为我国符号文论与批评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其“符号学三书”所奠定的理论体系为核心，四川省文论符号学学者群体引起了全国学术界的广泛瞩目。
由于“乡土文学”的地域性特征，四川的现当代文学学者在面对这个问题时很容易将其与对巴蜀文学、文化的研究结合起来。又因为四川籍作家在现当代文学史上作出的卓越贡献，使得此类研究拥有了丰富的资料，成果也就非常显著。四川学者吴野、王锦厚、廖全京、李怡、邓经武、李明泉、向荣、向宝云等为四川文艺理论与批评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领域赢得声誉。
四川文学批评界老一辈学人吴野曾先后任职于省委宣传部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亲历了四川省几乎所有重大的文艺事件和活动，对西部文学批评特别是四川文坛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李怡便开始了以巴蜀文化与四川现代文学为对象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李怡不仅有《四川现代文学与巴蜀文化》系列论文，还有《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这部影响颇大的四川文学研究专著。他从生态环境、教育状况和文学传统三个方面来阐释“巴蜀精神”和“巴蜀意象”，把中国现代文学的区域文化研究切实地推进了一步。近年来，李怡提出“大文学”观，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推进到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段从学、白浩等学者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强调史料的运用，在大西南文学、文学副刊和新诗等研究中也取得了很多值得重视的研究成果。
邓经武通过《二十世纪巴蜀文学》《大盆地生命的记忆——巴蜀文化与文学》《六百年迷雾何时清》等一系列著作，梳理了巴蜀大盆地生命产生以来，在物质、精神创造上所体现的地域文化特征，用大量的材料论述了巴蜀文学的特征，提出“蜀人写蜀事、记蜀言、体蜀风”的关于巴蜀文学研究的界定标准。向宝云主要从事文艺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他在阐释曹禺“隐然”的、通过其悲剧作品体现出来的美学思想和审美意识方面成果显著，多为学界称道。李明泉的文艺评论以审美体验为核心，重视文艺理论和美学的哲学性思辨理解和创构，强调在“不能自拔”的文化困境中“突围”。向荣近年来的著作《消费社会与当代小说的文化变奏》和《四川乡土小说论》对四川当代作家群和乡土文学史进行了深入研究。对专门的四川籍作家的研究，則以王锦厚等为代表。他专注于郭沫若研究，并以此为中心，展开了对鲁迅、沈从文、闻一多、饶孟侃、梁实秋等现代文学上的知识分子以及诸多命题的批评辨析。他的诸多研究著作，立足史料，不发空论，实事求是，且态度鲜明，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此外，极具四川特色的文学艺术研究还体现为尹在勤和毛迅的当代诗歌研究、苏宁的巴蜀艺术史和道教美学研究以及廖全京等的川剧研究。
四川地处西南，民族众多，在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方面的条件得天独厚。特别是通过几十年来以西南民族大学为中心的一大批学者的共同努力，在藏族、彝族、羌族等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的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
四川现代著名学者李安宅是最早运用现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实地考察和研究藏区的学者之一。他于1938年接受陶孟和、顾颉刚的建议，以教育部边疆视察员的身份赴甘肃兰州，从事藏族文化促进工作和社会人类学实地调查研究。在此期间，撰写了有关藏族宗教、文化和民俗等方面的论文若干，并完成了影响深远的《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一书，是我国对藏传佛教进行实地考察的开端。中国神话学大师袁珂并不是一名纯粹的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者，但他从1940年代起即专心致力于中国古代汉族以及少数民族神话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在古籍中精心搜求，通过《中国神话传说词典》《中国民族神话词典》等著作使零星、片断的中国古代各民族神话传说资料逐渐集中形成一个完整、系统的神话体系，贡献很大。
同样进行宗教和神话文化研究的还有西南民大藏学院院长万果。他因掌握梵、藏、汉三种语言文字，对佛教各教派的教义、修持方法及藏汉因明学的研究功力深厚，所以在藏传佛教典籍的翻译、注解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彝族文学、文化研究方面，西南民大前院长冯元蔚是其中的佼佼者与先行者。他一生致力于彝族民间文学的收集整理与翻译工作，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对西南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西南民大彝学院院长阿库乌雾（罗庆春）不但是一名用彝汉双语创作并在国内外颇具影响的现代诗人，同时也是一名致力于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化与文学的理论研究的学者。至于在技术上对彝族文学、文化的研究、传播做出重大贡献的则应以西南民大教授沙马拉毅为代表。他不仅通过《彝族文学概论》《原生态彝族民歌》《汉彝翻译技巧探微》等著作挖掘、整理彝族原生态诗歌，系统论述彝族文学，而且出版《计算机彝文信息处理》等著作，开创了彝族语言文字的信息化时代，使彝文化的研究、传播更为便利。西南民大原校长曾明通过《彝族文献长诗研究》《大凉山美姑彝族民间艺术研究》等著作对彝族文献中的长诗以及大凉山美姑彝族的建筑、工艺、服饰、文学、音乐、舞蹈等民间艺术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学界反响很大。四川大学教授徐新建虽然同样致力于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研究，但并不局限于某一具体民族。他深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对世居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考察研究，着重研究比较文学和文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学传统等学科领域。他强调对学科的“不离”和“不立”，对现在主要从事的“文学人类学”也视为解释和解决问题的工具——为我所用，而非为其所困。西南民大教授徐希平并不是一名纯粹的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者，但他以古代文学为依托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论点新颖，成果显著。
批评发展的未来展望与建议。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以来，伴随着高校、学会、作协、文学创作群体以及文学批评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四川文学理论与批评界在批评实践和理论自觉等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在旧时代局限和全球化浪潮的双重推动下，四川文学理论与批评打破“失语症”的魔咒，开启中国文论话语重建的“西部模式”，涌现出诸如“比较文学变异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文化符号学”、文学人类学等一大批理论成果，值得不断回望与整理。新时期，在“互联网+”背景下，数字技术与网络平台飞速发展，人工智能“后人类”等技术权力不断挑战文学创作和艺术表现的边界，视觉文化转向、认知科学等新兴思潮不断涌来，给新时代四川文学理论与批评又带来新的挑战，如何应对，更有待展望与深思。
（一）强化学科意识与全球视野，持续推进机构之间的协同创新。
四川作为中国文学创作、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的重地，文学理论与批评发展建设素有悠久的历史与文化传统，各级高校（包括四川大学等双一流高校和教育部直属高校，也包括许多具有特色的地方高校等），文联作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创研室等），民间社团学会（四川省文艺理论研究会、四川比较文学学会、四川美学学会、四川省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等），报刊杂志（《当代文坛》《天府新论》《社会科学研究》《中华文化论坛》等）在开阔理论视野，强化学科意识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同时也存在深层合作、协同发展方面的不足。由此，通过持续推进文学教育与研究诸机构与团队之间的协同创新来强化四川文学批评的知识生产与批评创新亟待提上日程。
首先要不断加强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机构、学会、团队内部的协同合作，构建良好的成体系的协同互动机制。作为文学理论与批评家集合的重要理论阵地，诸如四川省文艺理论研究会、四川比较文学学会理应具有时代敏锐性，随时就四川本土甚或国内外重大文艺论题、事件、现象展开讨论与回应，提出具有时代性的理论话语，推进理论创新。2010年5月，以“后悲剧时代的灾难叙事与人文关怀”全国学术研讨会暨四川省文艺理论研究会2010年年会在四川宜宾召开，在当时产生很大的学术影响力，就是一次很好的理论创新实践。
二是创新构建文学理论与批评机构、团体与高校研究机构、学科组之间的协同合作体系，加强机构与高校之间的紧密联系与交流合作。新时代，认知科学、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科幻文学等新兴议题持续发酵，主动与文艺关联，视觉文化转向、网络文学等新兴文艺思潮、群体不断涌现，成为文学理论与批评不可回避的重要主题。四川高校、科研机构云集，文学理论与批评机构、团体与高校研究机构、学科组应当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尝试合作，创新推进协同合作、研究体系，机构团体成员、文论家、学者、学科组更应该推进互动交流，打破学术成见和学科壁垒，深度挖掘科学技术之于文学研究的诸多可能性，持续推进协同创新。例如2019年4月“数字时代的文学与文化”国际研讨会暨四川省比较文学学会第十二届年会，在学科的交叉中进行学术碰撞和交流，探讨数字与文学和文化的关系，期望以独特的角度推动“数字技术+文学”“数字技术+文化”的发展。另外，理论期刊阵地《当代文坛》等每年借助年会和中国文学批评高峰论坛的举办，也是持续探索高校学术资源与地方专业媒体协同合作、发展，开启互动促进的新起点。
三是依托团队、机构与高校联动，团队机构间互动，重点培育青年文学理论与批评后备人才，持续带动协同创新走得更远。借助文学理论与批评机构、学会以及新兴文艺团体与高校联动，建议围绕文艺理论后备人才计划，择优选择高校、院系，组建四川文艺理论研究会、四川文艺评论家协会高校联盟，设立四川当代文学批评、评论与理论研究基地。加强互动合作交流同时，着力培养新世纪四川本土青年学术骨干，组建四川文学理论与批评后备军，孵化创新学术资源。
此外，文学理论与批评团队机构与成员之间寻求协同创新，还需要政府、企事业单位的选择性介入，通过设立专项资金、社科评奖以及编制《四川省文学年度发展报告》《四川省文学理论与批评年度发展报告》等形式，多元联动推进协同创新。
（二）强化“在地性”“西部经验”与“边缘精神”。
四川地处中国西南，腹地广袤，民族众多，更是多元文化集聚的宝地，随着全球化语境、反本质主义、本土化书写、边疆研究等新的学术思潮、视野的发展与推进，如何走出独具地域性与独立精神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发展之路，值得深思与展望。
一是强化“在地性”，推进四川文学理论批评的本土化观照和发展。“在地”是一个带有方位感和族群认同的特殊名词。如果说方位感指的是“在地”表层的地理区域概念的话，族群认同则指出了其中所具有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意味。就四川文学理论批评而言，“在地性”是一种姿态，是一种强烈寻求独立精神的本土表达。强化“在地性”，一方面需要“理论转场”，保守住一种“重返现场”的姿态和立场，回到四川本土创作生活。文学经验中去，自觉地将古今中外、中心化的场外理论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场，构建起属于四川本土的独特理论批评话语。另一方面，“在地性”强调文学理论与批评应当充分挖掘四川本地作家作品，主动介入本土作家生命经验，推介更多当地优秀作家和作品。以“在地性”批评实践带动“在地性创作”，“在地性”文学创作定会反哺这种“在地性”文学理论批评实践，形成良性互动，推动新时代四川文学理论批评的本土化发展。
二是构建“西南经验”。纵观文学史，至少从明清起，“西南”就已经成为文化、政治、战争、美学、地理、民族、性别等诸多问题的辐辏交点。随着边疆研究、地域文学研究的深入，“西南”业已成为文学理论与批评关注的热点话题，被带入中国文学正统研究领域。从另一层面来讲，“西南”可以是一种方法，借助这一方法，“西南经验”“西南叙事”得以在更深层次全面展开学理研讨与理论研究，构建“西南经验”、书写“西南叙事”，意在全面捕捉书写者、文论家在面对西南地域时的复杂的经验和反应。四川文学版图本质上属于“西部文学”，作为西部文学观照下的四川文学理论批评当属于更大层面的“西南经验”。四川文化多元、少数民族众多，文学创作多有民族书写特色。基于此，建议四川文学理论与批评有侧重地关注“西南经验”这一议题，结合边疆文学、在地性本土创作实践等视角，以研讨会、批评实践、学术资助等形式持续关注四川西部文学“西南叙事”，带动理论创新，构建学术话语。文论家更应持续关注“西南经验”“西南叙事”，深度挖掘具有独特气质的优秀作家，全方位带动“西南经验”的理论批评话语体系构建。
三是重塑“边缘精神”。如果说“在地性”是一种文化姿态，那么“边缘精神”则是一种文化气质。“边缘”不是一种拒绝与主流或者其他地域交流碰撞的态度，更不是一种刻意而为之的自我边缘化，而是与主流话语展开掷地有声的对话。四川地处西南，有着丰富的巴蜀文化，在不断发展、积累和变异中，形成了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并积淀了深厚的文化传统。从文化地理学来讲，这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对文学创作产生了复杂的综合性的影响，由此产生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不论是文化、政治、美学、民族、性别，甚或宗教，都彰显出一种有别于文化中心、宏大叙事影响下的独特气质。加之地处文化冲突与交流的聚合点，神话传说、神秘仙境的异域想象，更给西南叙事、经验添加了不少神秘气质。因此，从文学创作层面来讲，重塑“边缘精神”，需要找寻不同于主流创作类型的“西南叙事”，比如西南少数民族文学叙事，应打破被凝视的“他者”身份，冲破语言表达的牢笼的限制，摆脱宏大叙事的干扰，植根“地域性”和“民族性”，书写“边缘文学之美”。从文学理论与批评话语构建层面来讲，重塑“边缘精神”，四川文学理论与批评需谨慎保持与主流话语同构的距离，植根本土文学经验，寻求适于自身发展的批评路径。尤其是面对四川独特的文艺批评资源以及文学创作类型，应充分借助四川文艺理论研究会、四川文艺评论家协会、四川省作家协会等机构、团体的互动交流，深度挖掘并激活四川本土传统文化资源、理论研究资源，带动网络文学、科幻文学批评，给科幻文学、网络文学等新兴类型文学创作带去创作灵感。同时借由团体与高校的互动，政府对科幻产业、网络文化产业等的持续性关注和投入，充分带动科幻文学、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化资源（上古神话等）的吸纳与创造性转化，进而全面激发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实践，形成四川本土獨特的“西南经验”，重塑“边缘精神”。
（作者单位：支宇，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向宝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蒋林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