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主义误读理论研究
摘要：误读理论是解构主义文学批评的重要理论，涵盖了不确定性、互文性、反形而上学等重要解构思想。国内对这一理论的研究主要从三个层面展开：一是文学接受的角度，认为误读是读者对具有“召唤结构”的文本在不同历史语境中作不同“填充”， 区别于作者原意，也区别于杜撰；二是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误读理论在此作为比较文学方法论而受到重视；三是对解构主义误读理论的研究，主要是对单个西方学者的相关论著的系统研究，还需要加强对解构主义误读理论内在体系的研究，增进对解构主义文学批评思潮的认识。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2−0158−05。
“误读”是中外文学史上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考其英文词“misreading”的语法结构，它是在“reading”前添加“mis—”的衍生形式，以正读的存在为前提，是所谓“正确阅读”之上的一种意外、一种离格。牛津词典对“误读”的解释是：“read or interpret （text， a situation， etc.） wrongly。”即“错误地阅读或阐释文本或某一情境等”。柏拉图、亚理士多德以来的传统文论，一直将作为阅读方式的“误读”视为一种应该避免的“错误”。这种观念是建立在语言“表征模式”之上的，认为文学文本一定存在某种决定性的意义本质，读者能够真实地阐释文学作品的全部意义。在这种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指导下，文本意义的多元性、矛盾性遭到忽视，文本阐释追求一元、统一的意义，因而“误读”成为被否定的阅读现象，其价值仅在于证明肯定性的“正读”的存在。
一、“误读”思想的历史性发生。
传统“正读”、“误读”的区别标准主要在于是否符合作者原意，这是西方文学传统阅读理论的一个基本思想。作家所创造的文学世界或多或少都是现实世界的复制品，是一种再创造。传统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文学在确定文本意义的方式、方法上尽管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主张，然而在文本意义的确定性、作者意图决定意义这些观点上却是基本一致的。即使是现代主义批评理论中的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生命直觉主义、精神分析等批评思潮，也都是以作者为中心来探究意义，注重从作家的思想、情感乃至无意识来挖掘文学作品的含义。文学作品是作者主观意图的载体，因而作者是作品意义的来源，作者意图是阅读和阐释活动“正”、“误”的判断标准，凡不符合作者创作意图的都是错误的解读。
20世纪，随着哲学领域“理性”权威的消解，文学批评领域里的作者权威也受到挑战，文本和读者作为新的主体受到广泛关注。正如有学者所总结的：“20世纪西方文论属于一种思想领域，把玩语言、符号和形式的目的在于释义，在于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它主要是一种阐释学，而不只是创作学。”[1]（28）以作者研究为主导的传统文学理论，开始向文本和读者中心的研究方向转换，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大致来说可以分为三个系统：文本系统、读者系统和解构系统。
就文本系统而言，在“语言学转向”的推动下，20世纪西方文论史上相继出现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三大思潮，成功地把文学意义研究从“作者意图论”转向“文本中心论”。对于语言问题，传统语言学多是从语法和句法的角度分析，把语言当成一个孤立的符号体系，因而传统文学批评也多是关注文学语言对现实的表现力，文学语言是现实指涉物的附属之物。20世纪形式主义批评对传统的语言表征模式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并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语言观。新批评派革命性地把语言上升到文学本体的高度，认为文学性取决于修辞性的语言，文本意义的实现是在文本语言内部而不是外部世界，以文本细读的方式促使西方文学批评走上了语言学、语义学批评的道路，一度在英美文坛成为批评的基本范式。结构主义则几乎完全排斥了作品之间的差异，寻找着一类作品所共同拥有的结构，以普遍结构模式的分析深化了文本中心的意义观。这些具有形式主义倾向的批评理论，都把文本看作具有明晰、稳定的整体，把阅读、批评变成纯客观的阐释工作，试图通过修辞的、结构的语言研究穷尽文本内在的涵义。
德国接受美学和美国读者反应批评是读者中心论的批评流派，他们的共同主张是：文学批评是读者反应的记录，文本是留有空白的“召唤结构”，带有“期待视野”的读者是文学阐释的真正主体，以其能动性的阐释填充文本的空白，参与文学意义的创造过程。尽管读者系统文论倡导读者阅读的多样性，但它仍然没有超出文本意义确定性的范畴，在读者的“期待视野”补充了文本空白之后，文本就得到了完整的意义，文学文本的可理解性是无庸置疑的。为了防止读者阅读中出现偏差，伊瑟尔甚至提出“隐含读者”的概念，意图通过标准化的读者阅读来实现文学意义的正确解读。可见，虽然作者的权威不再发生决定性作用，文学文本的阅读还是要服从“正确阅读”的规范，只是这些规范是以读者为中心来建构的。
如果以艾布拉姆斯“艺术批评的诸坐标”为参照 系[2]（5），20世纪之前的传统文论主要是以“世界”和“作者”及其之间关系为意义来源，20世纪形式主义文论以“文本”为研究重心，读者系统文论则是把“读者”作为意义研究的中心。
在文本意义研究问题上，真正实现颠覆性转变的是解构主义文学批评。法国结构主义理论家罗兰·巴特也是解构主义批评的奠基者，他提出“作者之死”观念，消解作者意图的权威，倡导“可写的文本”，这可以看作是“误读”思想的萌发。耶鲁学派的解构批评家提出“一切阅读皆误读”，宣告了传统“正读”的不可能和“误读”的绝对性，解构主义误读理论全面展开。就耶鲁学派的学术历程来看，德里达于1966年在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的著名演讲《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被誉为解构主义的宣扬书，也是耶鲁学派文学批评的基本纲领，其发表标志着耶鲁学派展开文学解构活动的起点。在这篇演讲中，结构主义的中心全然消解，探讨文学的另一种方法取代结构主义文学批评，这就是“解构主义”批评理论。德里达从此与美国思想界、与耶鲁学派其他理论家结缘，从1966年起便定期在美国几所大学任客座教授，与保罗·德·曼、哈罗德·布鲁姆、杰弗里·哈特曼、希利斯·米勒一起组成了蜚声一时的“耶鲁学派”。耶鲁学派把德里达哲学思想运用到文学理论研究和批评之中，首先由德·曼和米勒分别奠定了其理论基础和基本方法论，然后发展成为包括哈特曼和布鲁姆在内的强大文学评论队伍。
在解构主义文学批评思潮中，作者中心、读者中心和文本中心被全面消解。一部作品的意义不是作者意图、读者经验所能穷尽的，也不会限制在封闭的文本系统之中，文本意义具有不确定性，对文本的解读是无限延展的。于是，“误读”作为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在西方解构主义思潮中应运而生。1973年−1976年，布鲁姆“诗论四部曲”的面世，揭开了误读研究的序幕，“一切阅读即误读”成为著名的解构宣言。“误读”是绝对的存在，任何所谓的“正读”，由于无法证明自身的绝对正确性，也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误读， 或者用布鲁姆的话说，只是相对于“强误读”的“弱误读”罢了。在这里，“正读”的权威被颠覆，“误读”与“阅读”划上等号。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其他学者德·曼、哈特曼、米勒有意无意地呼应了这一口号，尤其是德·曼的修辞理论和德里达的延异理论，毫不留情地摧毁语言运作中所包含的各种意义体系，为“误读”的必然性找到了内在依据。“误读”不再是一个贬义词，在解构主义批评家那里，它是一种具有极大创造性的阅读方式，一时成为争相议论的话题，引发种种理论。
解构主义误读理论的精髓，用一句话来概括为：文学文本是修辞性的，因而文本意义是不确定的，对文本的任何一种解读都是“误读”。解构主义误读理论，具体表现为两种形态：一种是布鲁姆提出的文学创作中的“误读”，重视文学创作和阅读中人的主体性，偏重误读主体的思考，认为误读产生的内在动因是作家创作中身为“迟到者”的焦虑心理，后辈作家运用语言上的修正式比喻对前辈进行解构，并把修正过的技巧和题材运用于自己的文学创作中，从而走出前辈的阴影、获得创新。从这个角度看，“误读”是文学创作的普遍性规律，它具体表现为比喻语言的运用，同时具有心理批评的特征。误读理论的另一种形态是德里达、德·曼、米勒为代表的解构主义修辞性研究，主张误读与主体无关，是语言修辞性的必然结果，修辞导致文学语言具有自我解构的性质，在表达一种意义的同时又否定它，任何一种阅读方式都是相对的正读和绝对的误读，从而使文学解读得不到终极意义，在意义的层层延伸中推向前进。
可见，解构主义误读理论具有两个层面的解构性，一是创作中对传统作品的解构，二是阅读中对文本意义的解构。“误读”作为一句理论口号为世人所知，凭借的是第一种即布鲁姆的理论，它是一种关于作者的主体性研究，然而自从布鲁姆“一切阅读皆误读”提出以来，“误读”已经进入解构主义文学意义研究领域，成为一种解构式的阅读理论。虽然各理论家思想差异很大，尤其关于误读的成因更有布鲁姆的有意识误读与德·曼无意识误读的重大差别，但他们在反对传统文学观念、揭示文本意义不确定性方面是高度一致的，他们被视为一个共同的流派，是有必然性的。总体来看，作为阅读理论的“误读”比作为创作理论的“误读”在当代文论中具有更为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并且创作中的“误读”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广义的阅读形式。因此，本文在厘清两种形态“误读”的同时，研究的侧重点偏向后一种形态即作为阅读理论的“误读”，以此来解析解构主义文学批评的特征、价值及其局限性。
语言修辞研究是解构主义误读理论的重要研究方法，这是20世纪“语言学转向”的一个表现。从语言修辞的角度来挖掘文本内在的矛盾性，这成为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家的共同策略，也是解构式“误读”产生的重要方式。德·曼对寓言、修辞与语法的新型关系的研究，是整个美国解构主义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基础。从语言修辞性这一基点出发，布鲁姆对作品之间的影响关系做出“反抗式批评”、米勒研究语言的“重复”现象，哈特曼倡导意义的不确定性和批评的创作性，这些都是对传统封闭语言观和单一化阐释方法的解构。正是语言的修辞性导致了文本意义的多元，使得文本意义不能化约为一个封闭的阐释体系，必须在开放性的阐释空间中把文学文本的修辞张力释放出来。解构主义批评家的误读理论在具体主张上有区别，但在挖掘语言修辞力量方面具有共同的诉求。语言的维度可以视为解构批评家共同的理论倾向，解构主义直接对人类文化传播的载体——语言提出了挑战。
解构主义误读理论是对新批评和结构主义语言观的直接颠覆。结构主义符号学家格雷马斯曾说：“表意不过是从一门语言到另一门不同的语言、从语言的一个层次到另一个层次的转换，意义便是这种置换代码的可能性。”[3]（9）“置换代码”是一切形式主义文学阐释活动的本质，新批评研究的是文本内部符号的置换，结构主义注重文本整体结构的置换。在这里，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由能指和所指两部分构成，虽然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但能指自然地寻求其固定的所指，并与之构成一个确定的单位，因而文学意义具有稳定性。解构主义批评同样是一种文本符号置换的语言研究，然而根本不同的是，解构批评打破了新批评的自足封闭性和结构主义的整体性，主张文本内部、文本之间的修辞性意义的无边界置换，也就是说，文学语言从一个层次向另一个层次转换的过程是没有限定的，不存在一个高高在上的整体或中心的诉求来指导这种转换，它是一个不断延异的过程而不是某一固定的结论。这是因为，解构主义批评家则把意义视为能指的踪迹运动，文学文本中的“能指不断地变成所指，所指又不断地变成能指，而你永远不会达到一个本身不是能指的终极所指”[4]（126）。语言不再呈现一个清晰、明确的结构，语言是一张无限蔓延的网，能指之间不断地交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尾。在场与缺席的因素同时纳入人们的视野，意义在不确定性中不断衍生，一切阅读都是“误读”。
对文学差异性的强调，是解构主义误读理论颠覆力量的起因，也是它与以往阅读理论的根本区别所在。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在文学差异性研究方面具有共同的主张，演化出各个角度的文学误读思想。德里达提出不同于索绪尔的差异理论即“延异”理论，布鲁姆对前后辈作家作品关系的探讨是创作中的差异研究，德·曼的修辞理论是文学语言符号内部差异的研究，米勒“寄生性”理论是文本各部分、文本与文本之间差异的表现。美国学者芭芭拉·约翰逊对解构批评中的“差异”问题作出了这样的定位：“差异并不是某一物区别于另一物的因素，它不是两者之间的区别（或至少不是在两个独立单位之间的区别）。它是事物内部的差异。这种差异非但不能组成文本的个性，而且就是这种差异在暗中破坏了个性概念，并无限地阻止了文本各部分或意义累加起来的可能性，它无限地阻止达到一个总体的、完整整体的可能性。”[5]（166）解构主义批评把“差异”理解为事物内在的、本质的特征，它是否定性的，破坏了文本结构及意义形式的统一性，使得文本的各种意义阐释具有独立的价值，每一种阐释都具有存在的合理性，无法在相互比较中筛选、整合和统一，这样，“意义不是积极的刺激的一种积累，而是一种连续的否定，是对于被论述事物之中的种种差异范围的认 识”。[6]（214）意义只能以绝对的差异状态并存于文本之中，新的意义形式是对之前意义形式的否定，对意义的所有阐释也就都是难辨真伪的、分裂的误读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