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胡适的早期翻译小说看其文学翻译观
摘 要：胡适早期对《最后一课》和《柏林之围》两篇小说的翻译，采用直译手法和白话或白话式文言，体现了他对翻译小说文学艺术价值的选取，并彰显其文学翻译观。他认为要改造中国文学，必先翻译外国名家作品，以西洋的文学方法作为我国文学创作的模范，与他改革中国文学的主张一脉相承。
文学翻译是建构新文学理论的一项最重要内容。胡适的翻译思想是要改造中国文学，必先翻译西洋文学名著。他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1）只译名家著作，不译第二流以下的著作。（2）全用白话韵文之戏曲，也都译为白话散文。”①他认为建设新文学的方法“就是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我这个主张，有两层理由：第一，中国文学的方法实在不完备，不够作我们的模范。第二，西洋的文学方法，比我们的文学，实在完备得多，高明得多，不可不取例”②。胡适的翻译理论来源于他的翻译实践，从他早年留美期间对法国都德的《最后一课》和《柏林之围》翻译中可窥见一斑。《最后一课》最初登在1912年11月5日上海的《大共和日报》，原名《割地》，1915年3月复刊在《留美学生季报》上。《柏林之围》登在1914年11月10日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月刊第4期。两篇都收录在1919年出版的《短篇小说第一集》中。本文通过对这两篇译作的剖析，来探究胡适的文学翻译观。正是早期的个人生命体验和翻译实践，构成他在《新青年》时期文学理论体系中的一部分。
一。
翻译价值的选取与爱国情愫的表达。在清末民初的小说翻译热潮中，以长篇小说最受读者欢迎。但胡适则选择国外短篇精品进行翻译，表现在对作品的主题、题材、立意布局和创作手法等方面的选取。他说：“我是极想提倡短篇小说的一人，可惜我不能创作，只能介绍几篇名著给后来的新文人作参考资料。”③因为“短篇小说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④。《柏林之围》与《最后一课》都以普法战争为题材，小说情节并不复杂。从小说表现的时间来看，前者侧重写普法战争的进程及普鲁士军队进入巴黎时的情景。后者是被割地的法国人因而不能学习自己民族的语言。两篇译作都贯穿着胡适对中国民族文化和情感的切身体验与表达。
胡适在两篇译作前都写了译序，介绍作者都德和普法战争的境况，呈现他的翻译要旨。《最后一课》明确传递着鲜明的时代印记和强烈的情感信息。“割地”对于２０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胡适又以庚子赔款公费身份留学，其留学本身就是割地赔款的伴生物，屈辱与悲愤的情感使他比一般国人体验更为痛彻，翻译此篇融入了他的强烈爱国情感。小说写于1873年。1870年7月，法国首先向普鲁士宣战，9月，色当战役中法军大败，普鲁士军队长驱直入，占领了法国的阿色司、娜恋等三分之一以上的土地。作品以沦陷的阿色司一个小学校被迫改学德文的事为题材，通过描写小学生弗朗茨上汉麦先生最后一堂法文课，对法文课和先生恋恋不舍，反映了法国人民不甘当亡国奴的深厚爱国情感。
《柏林之围》是章士钊、陈独秀通过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向远在美国的胡适约稿，登载在《甲寅》月刊上。因汪孟邹的介绍，章胡开始通信交往，陈独秀曾以《甲寅》与《新青年》两刊主编的身份向胡适约稿。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国内文坛出现悲情、哀情、苦情、惨情等小说，翻译领域也极度混乱之时，胡适选译《柏林之围》，有感于欧战再次开启，对国人的一种警策与激励，对辛亥革命的一种纪念与凭吊，对爱国之情的迫切呼唤，在题材和谋篇布局上呈现了翻译的倾向性，体现了他与刊物的不懈努力与追求。译序诠释了“柏林之围”即“巴黎之围”，小说虽写围城中之事，但又处处与拿破仑时代盛况相对比，用以激励战败的法国人的爱国之心，阐明小说的主题。小说通过居住巴黎凯旋门附近患病老人的孙女和医生善意地编假消息给老人，使得这位中风偏瘫的八十岁老人重新清醒，盼望战争早日胜利。以人物的心理矛盾和痛苦感受与言行的不一致，与老人接受假消息后容光焕发的对比，来表现普法战争进程，也衬托出战争的残酷和法军的惨败。从法军节节败退到巴黎陷落，在女孩与医生一次次怀着痛苦、悲哀又怕老人识破的胆战心惊的欺骗重叠中，完成了故事情节的跌宕回旋与高潮起伏。
二。
翻译策略的有效转变与叙事手法的大胆引介。胡适“五四”时期曾谈到：“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译事正未易言。倘不经意为之，将令奇文瑰宝化为粪壤，岂徒唐突西施而已乎？与其译而失真，不如不译。”⑤在翻译手法上，他重视直译，不赞成间接翻译或意译。鲁迅与周作人在1909年翻译的《域外小说集》，虽是“直译”小说的开始，但因用文言而文字古奥艰涩，不适合读者口味。胡适尝试使用白话或白话式文言，对国外名家短篇精品的主题模式、叙事视角与手法的引介，是他翻译价值观的最早体现和实践。
首先，采用直译与忠实于原著的译介手段。自清末民初翻译文学兴盛以来，由于语言之间的差异，在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方面没有所遵守原则的一致性，译者多为满足国人喜好而采用意译，对原著采取非忠实态度。正如研究者们指出，这一时期翻译文学大多是着中国装登场的外国故事。这是一个“徇华文而失西义，徇西文而梗华读”⑥的翻译时代。严复虽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翻译的“信、达、雅”主张，对后来中国译学理论有很大影响，但却难以使人统一遵循。梁启超在《论译书》中，论证了翻译西方书籍的重要性以及翻译策略、方法和存在的问题，但主张从日文转译西方学术著作，进行文学翻译的嫁接。胡适的早期翻译虽受他们关于文学翻译理论影响，但因他身在以英语为母语的美国留学，翻译效果自然要比梁启超的翻译主张更直接、更符合原著的创作主旨。翻译策略因环境不同而不同，摒弃以“改写”与“操纵”作为文学翻译的手段，对于国内文坛翻译手法和作品选取极为混乱的情况是一种补充和制衡。
胡适这两篇译作采用了直译和忠实于原著手法，尽管《最后一课》有细节的删略，但也最能体现他的翻译策略。对人名的有意简化，把在原文中三次出现的小弗朗茨名字去掉，采用“我”第一人称叙事。这使国内读者与法国故事情感距离增进，使读者更容易直接进入主人公思想情境。《柏林之围》与现在译本情节基本一致，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时刻贯穿着爱国情愫。胡适后来在《短篇小说第二集》中提到，小说翻译与第一集风格保持一致，有些地方竟是严格的直译，并且都是明白晓畅的中国文字，足见他的翻译思想和实践贯穿始终。
其次，白话或白话式文言翻译语言的运用。胡适强调翻译外国文学的首要条件就是运用明白流畅的文字。“《短篇小说第一集》……至今还可算是近年翻译的文学书之中流传最广的。这样长久的欢迎使我格外相信翻译外国文学的第一个条件是要使它化成明白流畅的本国文字。”⑦他早期用白话或白话式文言进行小说翻译，凸显出他对于语言变革的尝试与实践。从后来白话文学的快速发展中，印证了他的倡导引领了时代潮流。他的翻译语言明白晓畅、朴实自然、生动传神和表达细密，是经过加工锤炼的民间口语，他的译作因使用白话使人感到耳目一新。
《最后一课》用白话翻译，简洁朴素，以天真的孩童口吻与朴素平实的真挚情感打动了中国读者。当“我”听说这是最后一堂法文课时，心中追悔莫及：“我这两年为什么不肯好好的读书？为什么却去捉鸽子打木球呢？我从前最讨厌的文法书历史书，今天都变了我的好朋友了。”“我”此时下决心好好听先生的最后一课，“说也奇怪，我今天忽变聪明了。先生讲的，我句句都懂得。先生也用心细讲，就像他恨不得把一生的学问今天都传给我们。”无论是人物语言还是叙述语言，都体现了胡适的白话与今天没有什么大差别。《柏林之围》，虽采用了白话式文言，除了运用文言助词外，其他与白话并无太大分别，使人明白易懂。在人物形象描写和心理刻画方面，胡适也能使用恰当的动词进行描述，如弗朗茨、汉麦先生、大佐老人、孙女等，准确、形象、鲜明和细致而缜密，充分体现了胡适明白晓畅的语言。
功力。
再次，新颖独特的叙事角度与手法的引介。《最后一课》以儿童的视角来展开故事情节，采用第一人称限制叙事，叙事时间是短短的半天。作品中人物不多，主要以“我”上的最后一课，其他人物只是以“我”的视线所及来表现，把最后一堂法文课的情形及“我”的心理活动生动形象地呈现出来。“我”早晨去上学，因没有复习汉麦先生的动静词文法作业而忐忑不安，无心去打听市政厅前墙上告示而跑到学校，坐好后发现先生今天穿戴格外整齐，又发现后面空椅子上坐满了前任县官、邮政局长、赫叟老头子等人。他们脸上都很忧愁，“我”心中感到惊异。先生说这是他最后的一堂法文课，柏林下令被割让的两省不准再教法文。“我”听了如雷击一般，开始懊悔自己从前不曾好好学习，“我”和后面那些人都舍不得汉麦先生。先生并未因“我”回答不上问题而责怪，却说作为一个法国人，不能连法国的语言文字都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为人奴隶，如果不忘祖国的言语文字就还有翻身日子。先生说完开始用心细讲，文法讲完了又开始习字，先生的习字帖也换成了“法兰西”、“阿色司”。每个人都用心写字，只听得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当教堂钟声敲响，普鲁士兵操练回来走过学堂，先生立起身来，脸色变了，声音哽咽说不下去，用一支粉笔在黑板上写下“法兰西万岁”几个大字后放学。这样的叙述使读者与作品中人物的爱国情感产生共鸣，收到了良好效果。
《柏林之围》有医生、女孩、大佐三个人物，这是国外小说在谋篇布局上尤其是短篇小说的特点。“泰西之小说，书中之人物常少；中国之小说，书中之人物常多。泰西之小说，所叙者多为一二人之历史；中国之小说，所叙者多为一种社会之历史。”⑧作者采用两个第一人称限制叙事，即作者的“余”和叙述者医生的“余”，顺理成章按照作者的精心布局进入故事情节当中。其中叙事者是配角叙事，非自叙体叙事。这一叙事只依靠“讲述”的动作就能使故事情节具有整体感。开篇写“余”与卫医士等在巴黎失陷一年后一起过凯旋门，徘徊在被枪弹所毁的颓垣断壁间，凭吊巴黎被围的往事。让读者与作者及医生的叙述，一起进入故事发生发展及高潮结局当中，与主人公共同感受巴黎陷落与人心的落寞和悲痛，重拾拿破仑时代的辉煌，彼此相互映衬，呈现出作品悲凉的基调。
小说采用倒叙手法。作者先以述说口吻引出叙述者医生，从而引出故事主人公。普法战争开始，八十岁大佐老人刚要起来便听到维生堡战败消息，像被棍棒重击一般倒下来，患了中风偏瘫，一卧三日不省人事。他的孙女跪在一旁忧伤地哭泣。她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军人，父亲随麦马洪大将军出征。她挂念老人又遥念军中的父亲，痛苦哀伤，医生极力劝慰她。这时雷舒贺坟战役消息传来，巴黎人听到这个消息以为法军战胜而欢声雷动。当医生第三天来到时，大佐已经苏醒。女孩便和医生一起假造军中消息欺诳老人，老人盼战争胜利心切，或许因而能治好他的病。当巴黎被围第一天，老人对医生说城已被围，医生以为老人知道巴黎被围，女孩若无其事地急忙说柏林城被围是大好消息。女孩和医生一次次地骗过老人，老人的病情逐渐好转。到城破当夜，女孩对医生说他们明日要整队进城了。老人房门未关，误听为法军凯旋归来。第二天早晨，不知何种力量使老人不用人扶就能戎服介胄立于窗前。当他看到街上没有欢迎队伍和乐队而只有普鲁士军队时，急忙大喊：“上马！上马！普鲁士人至矣！”说完颓然仆倒而死，小说戛然而止。在叙事时间上，小说展现三个时间系统，一个是现在，一个是过去，一个是过去的过去。现在指作者在巴黎陷落一年后于凯旋门前凭吊往事。过去是作为叙述者的医生叙述普法战争及巴黎被围时所发生的事情。过去的过去指拿破仑时代的辉煌，借主人公的联想和感受插进过去的时间进程里，这样来展开叙事，这样的时间系统安排，一方面体现作者的写作技巧独特，另一方面让人生发那种怀旧、悲怆和感念的历史沧桑感，从而更鼓舞士气和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
胡适的改良文学思想在回国前就已形成，他提倡白话翻译文学与他改革中国文学的主张一脉相承。他早期的文学翻译实践标志着由文言叙述方式向白话作为主流话语转型的开始。他后来出版的《短篇小说第一集》成为新文学创作的范本。他与《甲寅》月刊中章士钊、苏曼殊、老谈、程演生等作家一起，对小说题材、类型和叙事模式多样化进行了不断尝试与探索，在近代文学向现代文学或由西化到现代化的转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的翻译思想使他的文学理论得以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同时也是《甲寅》月刊与《新青年》人际渊源的成员之一。
①② 《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第305页，第303—304页。
③ 《短篇小说集（第一集）·译者自序》，《短篇小说（第一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19年版。
④ 胡适：《论短篇小说》，《新青年》第4卷第5号，1918年5月15日，第395页。
⑤ 胡适：《论译书寄陈独秀》（1916年2月3日），《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74页。
⑥ 梁启超：《论译书》，罗炳良主编，徐光宇评注：《变法通议》，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56页。
⑦ 胡适：《短篇小说二集·译者自序》，上海亚东图书馆，1933年版。
⑧ 苏曼殊（梁启勋）：《小说丛话》，《新小说》第11号，1904年。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甲寅》月刊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阶段研究成果，项目编号：09YJA751067。
作者：赵亚宏，文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通化师范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辑：赵红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