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不动一点“乡愁”——当代“乡土文学”重读札记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乡土文学概念受到重视，这与现代性理论的兴起相关。“乡土”的概念可以视为现代性反思的概念，是以情感的及形象的方式表达对现代性的一种批判或反动。但它也是现代性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只有在现代性的思潮中，人们才会把“乡土”强调到重要的地步，才会试图关怀“乡土”的价值，并且以“乡土”来与城市或“现代”对抗。当然，90年代以来的被称之为“乡土文学”的作品也多种多样，并非都是在有意识地进行“现代性反思”。但我们可以看到与现代性相关的那些反思性要素融合在其表达的主题中。我们之所以试图用“乡土”来描述90年代描写农村的作品，是因为它比“农村题材”这一概念更宽广更多文化上的内涵，更少了原来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农村叙事规定的意义。
实际上，乡土文学最本质的含义应该是“乡愁”，也就是反现代性的怀乡病，那是“离去”与“归乡”的二元想象置换。然而，我们在90年代以来的中国“乡土叙事”中，看不到多么浓郁或深重的怀乡病。或者是对乡村大地的形而上的思考，或者是对乡土生命体验的一种揭示，或者是对乡村生存意识的一种提升。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乡土”有一种更为素朴的存在，那是更加具有个人化特征的经验或情绪。例如，鲁迅对乡村困境的切身体验，沈从文那种抹不去的怀旧和诗情，或者废名的那些玄妙的生存事实。这并不是说，乡土叙事就一定要沿革现代中国的传统，也不是说现代文学的乡土就比当代的更有文学品味。如此评价显然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然而，当代乡土确实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那就是观念性的批判意识占据了主导地位，而更加个人化的乡土记忆则会被更强大的家国叙事所覆盖。用点形象化的说法，当代乡土叙事已经被现代性所占据，因为自重已经太重，结果是载不动一点“乡愁”。尽管我们一再说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趋向于个人化叙事，但在乡土叙事这一点上，家国叙事还是占据上风。从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乡土文学在现代之初，显得更单纯或质朴些；而当今的乡土叙事则要厚实复杂得多。这不是孰优孰劣，孰是孰非，只是一种差异，只是表明文学的现代性发展至今所具有的形态。
在众多书写乡土中国的作家中，张炜无疑是最有立场也最有内在性的人。最有立场，是说他的价值观念非常明确，他始终以乡土中国的人伦价值来反思现代性，并作为反现代性的精神归宿。说他的作品具有内在性，是因为他的作品始终向着乡土价值的深处探究，不停地置疑。张炜在80年代中期以《古船》闻名，这部作品其实与寻根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因为离开改革的意识形态热点，去表现中国农村家族的历史及其恩怨，也被归入“寻根”的代表作。当然，比较后来的作品，《古船》无疑还是有历史主义的强大压力在起作用。但张炜的乡土叙事无疑最早包含着强烈的土地意识，它不再是历史意识的观念上来展开叙事，而是以人与土地的感情为叙事动力。郜元宝认为：“张炜的小说一开始就显示出两种精神倾向，一是敢于正视罪恶和贫困，喜欢把人放在现实矛盾的漩涡中，严厉地拷问他们的灵魂……张炜的第二种精神倾向，是当代作家罕见的一种乡愁，确切地说，是一种张炜式的土地意识和自然哲学。”（郜元宝《“意识形态”与“大地”的二元转化———略说张炜的〈古船〉和〈九月寓言〉》，原载《社会科学》1994年第7期，参见《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乙种），《张炜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82页）50、60年代的农村题材作品中，“乡愁”被阶级斗争替代了；80年代的“新时期”，“乡愁”则为“改革”所压抑。只有张炜不那么贴近现实，回到乡土中国的历史中，回到乡村伦理和对土地的感情中，仿佛有一种“乡愁”油然而生。然而，仔细辨别，张炜的“乡愁”并不真实，观念性力量过于强大，其反抗现代性的批判意识，使得他的“乡愁”更像是一种思考状态。
张炜在1992年出版《九月寓言》，那是一部主观视点很强的长篇小说，小说并没有鲜明的人物或具体的贯穿始终的故事情节，叙述一个小村庄从50年代到70年代的历史，其中可以看到中国乡村经历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的历史，最主要是农业合作化和公社化的历史隐藏于其中。但如此强大的历史只是构成一个背景，小说不断叙述的是关于村庄的片断历史以及村民和食物的关系。生长于土地上的人们，种植各种农业作物，但他们却始终承受着饥饿。村庄的祖先据说是一种称之为“鲅”的剧毒的鱼类，他们在大地上四处游荡，直到有一天听从了内心发出的“停吧、停吧”的请求，就在这一片土地上安家繁衍生息。生存于此，始终遭遇食物的困扰，以食物为线索，描述了中国乡村30多年的苦难史，其中穿插着乡间的传闻野趣，那也是关于土地与生殖的历史。在《九月寓言》呈现的乡村历史中，可以看到苦难是其本质，饥馑是其生存的基本方式，生殖与死亡、仇恨与暴力随处涌现，土地上的生存如此粗陋，又如此顽强。张炜在书写乡土中国苦难史的同时，力图去写出其中的欢乐，那些欢乐如此强健地在苦难边界随时出现，其生之倔强令人叹服。这部书写土地的作品，带有很强的语言实验色彩，多少也受到那个时期“新写实主义”关于“原生态”理论的影响。一方面是主观性视点及其叙述欲望相当强烈，另一方面则是理性化的因素被最大可能剔除，以至于叙述就像是语言自身无限切近物质世界的过程。郜元宝评价说：“《九月寓言》是中国作家亲近自然的本性诚挚的流淌，是在自然中培养起来的语言天才无碍的喷涌，是得于自然的道德之美光彩的闪耀。”（同上，第185—186页）不过，《九月寓言》也因其叙述及语言主观性过强，对那段充满了创伤的历史揭示得也就有些空泛。历史过于破碎，乡土中国的故事还只是在语言层面上流动，穿过语言应该有更加厚实的东西留存下来。
1995年，张炜出版《柏慧》，这也是一部主观性叙述很强的作品，不注重故事情节的连贯性和人物性格的塑造。由于叙述人始终控制叙述的主体地位，整部作品主要是“我”的倾诉。小说命名为“柏慧”，这只是一个与叙述人有过交往的一个女子，或许可以称之为精神上的知己。小说叙述了“我”的经历，这就是一个现代人的精神漂流记，从学院毕业，到03所，再到杂志社，这些地方都不能让精神得到停留，都不能安放心灵。这些地方都充满了倾轧、算计、伪劣甚至淫欲，“我”只有逃到海边的葡萄园，在那里找到暂时的精神归宿。如此看来，《柏慧》乃是对现代文明批判的作品，因为其最后停留地是乡土田园，也可以理解为是以乡土田园的人伦替代现代文明的利欲争斗。生存于现代文明之中的人们被张炜描述成一群“精神硕鼠”，而在葡萄园里的人们，“我”、响玲夫妇、小鼓额等人之间，都有一种情感上的息息相通，他们在无私的互爱互助中结成一种精神的共同体。这就在于他们脚踏实地，生长于土地上，用自己的双手劳动，分享共同的果实。我们或许说张炜对现代文明的反抗并没有多少新鲜之处，这是19世纪的西方浪漫派文学就不断表达的主题，用乡土田园来反抗现代工业资本主义。这种反抗只是一种逃逸，在逃逸中来反抗。或许现代性文明过于强大，个人没有任何方式可以抗拒。在90年代中期，张炜算是较早地预见到中国正在展开的强大的物质文明创建的历史实践，他试图提醒人们从物欲中解脱出来，去到平静和谐的田园大地中，那里可以获得更好的精神归宿。张炜的“乡愁”似乎太广大无边，以至于它无法给人以个人记忆的鲜明性。
以精神逃逸的方式对现代文明进行批判，这构成了张炜90年代以来小说的主题及其叙事方式。与大多数人都对《九月寓言》和《柏慧》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不同，我对受到冷落的《能不忆蜀葵》反倒更加欣赏。从小说艺术角度来说，《九月寓言》和《柏慧》在那个时期固然有其独特的意义，始终占据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客观叙事已经形成太强的惯性力量，先锋小说在长篇小说方面，也没有留下更多的经验，张炜显然不愿被现实主义的客观化叙事所束缚，他强调主观性的视点和个人的内心感受。但作为长篇小说，张炜这两部小说无法建立起人物形象，小说中的人物或者太破碎，或者完全被叙述人所压制。《能不忆蜀葵》依然是主观性叙述，但有一个相当饱满的主导人物形象。这对于长篇小说来说，它的表现力就显得更加集中而形成更有厚度的内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