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沈从文《阿丽思中国游记》的现代性观照意蕴
摘 要：在20—30年代这个烽烟四起的社会中，沈从文从北京迁往上海租界，将自己对社会深刻的嘲讽投注于沉重独异的《阿丽思中国游记》中。此书借用英国作家路易斯·卡罗出版于1865年《爱丽丝梦游仙境》的外在架构，将原先的儿童笔法转为投射现实的讽刺小说。此书讲述的是12岁的英国女孩阿丽思和45岁的兔子绅士傩喜远赴中国探寻“中国味”：先是在中国上海，随后则到中国南方农村，甚至走进湘西苗人居住区，经历各种荒诞离奇、可笑可叹的故事。他们的现实遭遇，逐步解构着他们对中国的想象；而读者也通过沈从文的笔墨，重新观看处于新旧转型时期的中国，从社会现实及文化思索中探寻“挽救”国家的方案。
一、漫游“奇境”的途径。
《阿丽思中国游记》作为一部漫游作品，袭用原著观看“奇境”的模式，则必然有配套的观看视角/途径去展示“新世界”。沈从文在此以圆形叙事结构而形成多叙述层次，并通过“他看”与“自审”之“陌生化”视角来展现社会现实。
如同其他漫游作品，文本采用圆形叙事结构，即“入奇境——游奇境——出奇境”；跟随着文本，读者脱离现实世界进入到异域空间中。阿丽思与傩喜，用游历者陌生的眼光来打量奇境，讲述其所见所闻；同时担任多种身份，既充当叙事者，又是事件的评论者。这种“奇境旅游故事”实是作者曲线想象中国的方式，将其身处的世界藉助奇境来呈现，企图形成一种“公正”的观看，具有双重性：既符合人物身份的喟叹，可以隐匿作者意识的流露，以较客观的眼光来审视现实；又是作者现实批评的投射，浓缩着其情绪和判断标准。而这两种评论中也交织着多种对话与辩驳，如两个阿丽思、仪彬二哥与作者等呈现了作者多种矛盾的思考。或者说，这里形成了“对故事的叙述和对叙述行为的叙述”[1]，即报告文学真实性与小说虚构性的集合。
文本实际存在三个叙述者：第一为阿丽思与傩喜，第二为卷一出现的饥饿汉子、卷二中仪彬的二哥，第三则是作者。作者以前两者作为手段来表露自己的情感，向读者彰显自己；文本中可发现沈从文对叙述本身的强调，常“登堂入室”：“这里，我想把约翰·傩喜先生的所得《中国旅行指南》一本书详详细细介绍给一般想旅行中国的西洋白种人”[2]28等，作者越过阿丽思与傩喜直接与读者沟通的叙述者。此时，作者成为最大话语权掌握者，具有不可辩驳的优越性：既是故事的参与者，洞知故事的历程与细节，可以补充故事人物因视角所限而无法获知的信息；又可跳开原本的叙述，以话外人的身份来评述故事，让读者充分信任、接受。文本形成“隔离/嵌入”的叙述模式以保持叙述者与现实若即若离的位置与情感，以这种“多声并存”叙事的凸显来彰显和铺设其对社会文化的思索。
主人公是女孩阿丽思和兔子绅士，形成了人与动物共存的“童话世界”，从两个视角来观看中国社会现实，并借助主人公身份所具有的隐形信息来传递文本意旨。这种叙事模式可形成“自审”与“他看”的多重观看/叙事视角，继而以此建构中国游中的“陌生化”视角。“他看”是本书运用最多的视角：一是动物性，由动物傩喜来观人类社会，窥探异族现状，“把这一只兔子变成一种中国式的人物”具有新奇的探视、距离感，由此以多种质疑和猜测来丰富文本的内隐设定。二是猎奇性：将饿殍满地的中国与路易斯·卡罗笔下的童话奇境并列观看，以强烈的把玩思维来影射仍未彻底开化的社会。三是儿童与成人的混淆视角，阿丽思仍保留儿童的本真，其觀察是残缺、片面的，却又似在为作者提出疑问，如“她在听到他们谈到腌小孩子的话，却疑惑是中国一种规矩”[2]73；而作者又固执地将成人的观看揉入，补缺和深化而成一种显性的表达。四是“预设”与“印证”双层展示：想象中“因为每一个外国人到中国来都有一种感想”[2]149，应该具有东方色彩，保留着许多古老风俗与文化；而游历中国的目的就是去一一印证，检查想像与现实之间的吻合度。五是殖民性：阿丽思和傩喜的“他看”视角，是一种“借外观中”的陌生、距离化的观察，亦是来自帝国主义国家的观看，即“到中国看一切也都像看很有趣味的戏”[2]49；这个切入视角是潜藏在主人翁审视角度背后的文化背景和殖民主义教化下形成的价值观；是凌驾于中国国民且带有优越性的“殖民视角”，更是一种观看“东亚病夫”的“看诊而不救治”的行为。
对比“他看”视角的好奇与模糊性思考，“自审”则是愤慨激扬的自我反思，亦是一种混合的全知视角：既包括作者的全知视角，也包括仪彬的二哥的第三人称全知视角；这种“自审”是因为深爱而痛苦而决绝批判，隐藏着作者创作路程心态的转变和内蕴。一是成人视角：28岁的沈从文以年轻人愤世嫉俗的眼光进行较为成熟的观看和评论。二是清醒性：相比年幼的阿丽思和具有愚昧心态的傩喜，“自审”是清醒的，能够看穿光鲜现象背后的丑恶。三是变化性，即从隐藏到彰显：作者时不时出现的评论与《给中国一切穷朋友一个方便的解决办法之商榷》的自白和感慨；到卷二，作者已不甘坐镇幕后，直接借助仪彬二哥的身份参与叙事和表态；这种变化既显示作者内心情感和思想的变迁，亦可表现当时中国人从观看到沉痛愤慨批判社会的过程。以“自审”与“他看”所创造的观看视角实为“陌生化”视角，借此构造双声话语。叙述者的叙述与社会现实、叙述者叙述与作者感知之间的张力：既强调叙述主体与现实存在距离，以“他看”的角度公允地叙述，又以叙事与作者声音之间的裂隙来创造“质疑”的空间。
显然，这种“自审”与“他看”的多重观看/叙事视角有更重要的作用：一是形成“中外互观、城乡互观”的全方位对比模式，透彻地展现作家对社会的观看。二则对主人公形成一种审判，即作者在审视中国的同时也在审视帝国主义：充当观看者时具有主导地位，有权判断或评论；一旦沦为被观看者就处于被动地位。这种模拟“西方看中国”的常规观看在这里被解构，而有意以“东方化”的模式来反观西方人，检视中西方双方的不对等地位。《阿丽思中国游记》以“旅游”的形式由阿丽思和傩喜带领着读者贯穿中国南北，跋涉城市与乡村；继而得以目睹20世纪末军阀混战的现实、帝国主义蛮横残暴的侵略行径，亦可见到官僚士人结党营私、勾心斗角的无耻面貌。
二、文本中的多重空间场景。
相比中国，早已通过资产阶级与工业革命，进入全方位现代化的英国社会无疑是一个“追赶”的对象，中国在其面前成为不折不扣的“乡下人”。阿丽思与傩喜寻找的所谓“东方色彩”，亦开启了作者对文本多重空间的建构。
文本中的英国，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代表，而作者对其书写是以戏谑调侃为主，以敏锐的洞察力穿透殖民者的文化心态来描绘阿丽思与傩喜所代表的殖民者复杂的嘴脸及其骨子里根深蒂固的东方体验。其一，英国社会亦存在阶层与差距；傩喜的童年生活经历就是最大的展示板，即使是文明先进的英国，其社会生存方式仍然含有原始性、暴力性的偷和抢。其二，哈卜君家有中国色彩的太师椅和乾隆磁器等战利品，投射出英国等殖民主义国家对中国文化的歆羡和觊觎而非理解。由此出发，文本则“成为一个西方殖民者在地方旅游、探险经历的故事模式”[6]。阿丽思与傩喜代表西方人的形象，承载着殖民者视角；而这种书写是作者对租界殖民者文化思想和价值理念的揣摩和模拟，携带着“西方人如何看待中国人”与“中国人如何看待殖民者”双重分析，继而指出殖民者对中国的殖民行为。
在描绘处于新旧交杂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中，沈从文选择了“大都市/农村”这样一组对应关系：前者有上海和北京，后者则包括中国南方农村和湘西社会，形成了两对观照模式：“书面的中国”与“现实的中国”、“他看的中国”与“我看的中国”：“书面的中国”是阿丽思与傩喜中国行前从《中国旅行指南》与哈卜君处得知的间接经验，而“现实的中国”则是两人中国行中的所见的直接经验；“他看的中国”自然是阿丽思与傩喜的所知，囊括前一对观照模式，而“我看的中国”则是借助仪彬二哥来代替作者进行感知与诉说。同时，文本中给读者介绍中国的人物亦繁多，包括作者、哈卜君、《中国旅行指南》作者与茯苓旅馆的当差。前述两组观照模式与后叙的四个介绍人的叙述交叉呈现，展示当时乌烟瘴气的中国社会，下面将仔细对此进行分析：
《中国旅行指南》以直接讽刺的矛头冲击当时中国都市的显示，如法律章程般将种种中国情境和“建议”逐条列出，从如何以威逼利诱、如何打赏下人到中国人如何取名，应有尽有……作者借此“写实主义手法”搭建一个走向灭亡的中国情境：统治阶级软弱无力、下层民众挨饿受冻；绅士阶层尊贵体面却沉溺于享乐，知识分子装腔作势且互相倾轧；国人在自己的国土寸步难行却还坚信“中国是好的”，而外国人却可横行霸道，建立“国中国”……阿丽思与傩喜来中国漫游的目的是“作揖磕头的风俗”、“戴小瓜皮帽子的绅士”、“害痨病的美人”等一切他们所期待的； 他们想象/书本式的中国是“矮房子，脏身子，赤膊赤脚，抽鸦片烟，推牌九过日子的中国”[2]53：即固守旧制、讲究排场、杀人如戏、土匪横行、战乱不断，长于斯的人民亦是“精神病态者”。然而，阿丽思与傩喜所看见的“真实中国”却是一个充满异域色彩、光怪陆离的十里洋场，更是一个追逐声色犬马、华洋杂处的租界城市。相比英国人对古老中国文化的好奇，中国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逐步变得“洋化”，从衣食住行、语言动作到文化生活等均效仿西式：各色的外滩建筑、服饰与语言，不同肤色的外国人，疯狂刺激的娱乐场所如电影院、咖啡馆等，还有电车、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以及霓虹灯、花花绿绿的橱窗广告，而这仅仅是日常生活层面的；而诸如独特的法权设定、生活理念和东西文化交融对于时人则是更高層次上的冲击。此时的中国已西化，已无法找寻纯粹的中国：无论是《中国旅行指南》、旅馆店小二，亦或是自己所观所知，均无法提供一个完整而实际的古中国形象。
尽管北京与上海都是沈从文此书笔下的城市代表，不难看出其绝大多数的篇幅均在书写上海而非北京；而沈从文在1928年到1931年长达三年的时间里，成为上海“亭子间作家”的一员，由一名普通的文学青年一跃而为文坛瞩目的作家。进一步讲，阿丽思与傩喜对中国（上海）的预想与真实经历其实是沈从文自己的亲身感受：自湘西到北京而后南下上海，他从边陲走进古都后转向摩登大都市，所见的真实中国社会给他极大的冲击，因而借助阿丽思与傩喜来展现当时的中国现实。第一卷书写上海，沈从文着力展示中国黑暗与落后、堕落与肮脏；而到第二卷中则转向了中国南方原始社会的书写。一改之前讽刺的手法，此处的笔调变得较为积极正面，除了仪彬对湘西种种奇风异俗的介绍外，其母更是将苗族人的性情心理、人格精神给予赞扬。此卷已转向了后来沈从文创作中的异域情调：“无数大人小孩……成天用生辣椒作菜送饭吃。或者将辣椒用柴灰一烧蘸了盐，就当成点心吃”[2]190……而这种中国景观符合阿丽思与兔子绅士的“中国想象”：带着“野蛮”与“壮观”的原始“旧社会”状态，是外国人期待看见的古老中国。
“中国书写者/叙事者”与“西方游览者/观看者”所产生的文化交流空间与张力，实质上混合著作者极为复杂的心理状态：民族自尊与自豪感的失落，对殖民者的愤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对西方先进文明的渴求与反思，对国家落后的悲愤和对建构新国家的希冀等等，都使得文本的内蕴变得更为丰富。
三、徘徊于“大都市”与“原始淳朴社会”。
童庆炳曾指出作家的创作既与所处的外部社会环境相关，又与作家的个人经历及心理反应图式存在联系。文本中不难发现其与沈从文个人真实经历的联结，其中仪彬的二哥被认为是他在书中的化身：借之对自身及所处的社会做出评介，既是文本的叙事内容，又是作者把握话语权的工具。尽管在城市生活多年，沈从文始终自认“乡下人”，更为认同自己是湘西大地之子的身份。在这个不同于北京，更迥异于湘西边陲的上海都市，沈从文经历着一场精神与生活的思索，处于靠近与疏离、认同与否定、投入与对立的混沌状态。在上海租界中，沈从文深切地看到了中国汉族主体对西方文明的倾慕，对自身文化与情感的嫌弃：国民的民族尊严与情感均遭受冲击，陷入了对自我及文化认同的迷失中。作为苗族后裔，沈从文比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多了一个选择：返回寻找与凸显自我的苗族血缘，以少数民族的身份重新建构自己的理想与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