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博彩旅游业的多维效应
[摘 要]居民对博彩 旅游 业在环境和青少年价值观方面的负面效应有着强烈的感知，在国际化和地方形象方面，有强烈的正面认同，在传统文化方面有较强烈的正面感知，在 经济 方面，相对于就业和增加家庭收入方面较高的正面效应，居民对提高生活成本压力的负面效应感知更为强烈。
与5年前的历时性对比发现，居民的感知中变化最大的是环境和社会以及生活成本指标，其次是文化方面的指标，前者出现消极趋势，后者则是积极趋势。
结合同期澳门社会现实数据分析，作者认为，5年间居民的博彩旅游的多维效应感知显著差异的关键因素很可能与赌权开放后博彩旅游业的规模效应密切相关。
这种显著变化暗示居民对社会和环境方面的影响比以往更关切，或者澳门已处于一个比较敏感的社会环境临界点，因此，研究澳门博彩旅游业的社会环境容量和门槛成为迫切的课题。
[关键词]博彩业；旅游影响；历时性研究；居民感知；澳门 1 文献 综述 史密斯(V.Smith)等旅游人类学家对旅游给目的地带来的文化和社会影响尤其关注。
博彩娱乐活动作为一种特别的旅游产品(费森斯汀等、罗伊尔)，学界对其给当地社区和居民带来的多维影响日益关注(匹扎玛、迪帕克、朗、匹扎玛、伊町顿、卡米克尔、克尼得、吉克帕西)。
居民对博彩旅游业的不同的态度以及影响这种态度变化的因素也是学界研究热点之一(普度、冈西、布朗、安普)。
这些因素可分为目的地经济社会环境属性方面的、居民社会属性或空间属性方面的(斯皮尔斯、瑞纳塔、佛科纳、贝利赛尔、汤姆斯)。
兰克福特(Lankford)认为这些研究可以让相关方认识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也可以帮助地方政府了解社会影响，减少旅游者与居民间冲突，并制定规划，以获得居民对旅游业的支持。
思想汇报 /sixianghuibao/ 旅游区的 发展 总是动态变化的，刘赵平、李(Lee)、罗伊尔(Roehl)的研究证实历时性对比研究虽研究周期长却更有价值。
澳门的博彩旅游业有百年以上的 历史 ，但突破性发展阶段应是2002年赌权开放政策执行始。
遗憾的是在有关澳门旅游的研究中却没有过明确的历时性对比分析。
“量变导致质变”的常理会否在澳门博彩旅游业的多维影响中有所体现?此为本文目的之一。
2 研究区域、目的和方法 澳门位于 中国 大陆南端海滨，由澳门半岛和另外两个已经连成一片的离岛组成。
因为社会制度差异和边界控制，无论回归中国前后，都是典型的飞地型社会。
压倒性优势的博彩旅游业及飞地型旅游开发模式是澳门与世界其他博彩旅游地的通性。
博彩娱乐场贴近或混合在居住区和世界文化遗产区内(见图1)以及殖民地色彩使澳门又具有其独特性。
梵尼(Fanny VCK)对澳门的博彩旅游业的影响进行了系列研究，2002年和2003年的调查显示。
澳门居民对博彩业有着矛盾的态度，居民对博彩业带来的问题提到频率最多的是家庭纠纷和借债赌博。
2002年澳门打破近百年的博彩垄断性专营模式，引入国际著名博彩娱乐公司，自2004年第一家赌权开放后开业的、拉斯维加斯背景的金沙娱乐场开业以来，澳门博彩业在经营主体数量、场所数量、入场人数、收入等方面都剧烈增加。
同期，澳门人口数量，土地面积，经济总量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增长。
同时，入境客源地的组成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中国大陆成为压倒性优势客源地。
在这样的共性和个性的背景下，在这样的量与级的变化情景下，在这样的客源地结构变化趋势下，当地居民对澳门博彩旅游业的影响的感知能否与世界其他博彩旅游目的地亦有通性和特性的地方?能否有着历时性的显著差异?这是本研究试图回答的问题。
简历大全 /html/jianli/ 2007年8月研究组对研究区域实地考察访问了7天，形成某些问题的初步判断。
通过不同区域学校、教会、行业组织(包括博彩业、 金融 业等)及互联网等渠道分发问卷，邀请学生家长和各行业18岁以上人员答卷。
共发放问卷1000份，收回有效问卷616份。
问卷采取李克特5分制量表，1分表示很不认同，5分表示非常认同。
与以往研究方法不同，作者尝试将所有指标都同向化度量，如就业机会增加了、治安状况改善了、生活成本降低了、空气污染减轻了，以便数值的直接加总与对比，这样，较低的总分正好表示居民总体感知较差，较高的总分则表示较好。
以SPSS统计软件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分析和聚类分析。
另外，通过与梵尼(FannyVCK)2003年调查结果的对比进行一个5年的历时性研究。
3 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32个指标的平均值为3.06，极端低值主要在经济(生活成本2.16)、环境(空气质量2.21、噪音污染2.22、水污染2.46、固态垃圾2.47)和社会(青少年价值观2.31)3个维度。
其他低于平均值的指标主要是社会维度的邻里关系2.81、家庭关系2.81、人生追求2.89、治安状况2.95、社会凝聚力3.00，创业精神3.04，环境维度的性病传染病2.58和绿地植被2.61。
最高值主要出现在澳门国际化水平和地方形象方面(普通话3.97， 英语 3.76，国际地位3.75，西方饮食3.70，澳门形象3.55)和经济维度(就业机会3.57)以及文化维度(文化传承意识3.51，文化遗址保护意识3.51)。
其他高于平均值的指标主要是经济维度的家庭收入、个人形象、对个人和澳门的未来信心、好客度、基础设施、医疗 教育 福利等。
只有英语使用率和好客度两个指标的标准差较大，分别为1.53和1.90，其他都在1.0左右。
说明除英语使用和好客度两个指标外，其他指标都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见图2)。
因此，以均值水平进行初步判断，则澳门居民强烈感受到博彩旅游业在生活成本、环境污染和青少年价值观方面的负面效应和在提高澳门国际化水平和地方形象以及文化传承保护方面的正面效应。
代写论文 3．2 聚类分析 通过两步聚类法，分别对环境、经济、社会、文化和国际化形象5个维度的指标进行了聚类分析。
环境维度归为两类，即谨慎担忧(53.41％)和担忧(46.43％)；经济归为两类，即中性(63.47％)和谨慎乐观(36.2％)；社会归为3类，即担忧(42.37％)、谨慎乐观(30.36％)和谨慎担忧(26.62％)；文化为两类，即谨慎乐观(37.99％)和乐观(61.85％)，国际化水平和形象方面全为乐观一类。
3．3 列联表卡方检验和Spearman相关分析 列联表卡方检验，居民的总体评价有显著的区 域差异。
如前所述，将同向化了的32个指标分值加总即可得到居民对32个指标的总分值，分值高低说明居民对博彩旅游业的总体感知的好坏。
将总分与性别、居民居住区域进行列联表卡方检验，结果显示，总分值在不同性别上没有显著差异，但在居住区域上有着显著差异(x2=27.242，sig=0.027)，评分低的主要来自路环和新口岸区域的居民，评分高的主要来自大三巴、关闸，其次是新口岸和妈阁庙区域的居民，中性评分主要来自凼仔。
这点与Spearman相关分析的结果吻合，因为经济收入与总分呈显著负相关(R=—0.161，sig=0.000)，也就是说，收入越高的人，总分评价越低，对澳门博彩旅游业的负面效应感知更强烈。
而澳门的社会空间分布特征之一就是高收入阶层主要居住在离岛(环境更好)，而中低收入阶层主要居住在临近关闸和大三巴区域(拥挤)。
离岛居民对博彩旅游业的负面效应有着相对更高的感知，澳门半岛居民尤其是临近关闸和大三巴区域的居民对博彩旅游业的正面效应有着更高的认同。
毕业论文 Spearman相关分析显示年龄与总分没有显著相关，但是经济收入水平、学历水平、居澳年限与32个指标中的大部分呈显著负相关。
同时，经济收入(R=— 0.161，sig=0.000)、学历水平(R=—0.221，sig=0.000)及居澳年限(R=—0.151，sig=0.000)与总分亦呈显著负相关，说明越高经济收入水平、越高学历和居澳年限越久的居民对博彩旅游业的负面效应感知更敏感或者说更强烈。
该结果看起来有趣：居住地相对远离游客影响区域的学历更高、收入更高或居澳更久的澳门人比那些相对紧邻游客常至区域(或者说紧邻博彩娱乐场)居住却收入和学历较低的澳门人更明显感知到了博彩旅游业的负面效应! 4 历时性对比与讨论 4．1 显著变化 梵尼(Fanny VCK)2003年的调查中，居民认同博彩旅游业的经济收益，却未感觉其负面的环境代价。
在个人方面，居民分为乐观派(71.6％)和谨慎乐观派(26.6％)。
在环境方面则有乐观派(37.1％)、中性派(37.1％)和质疑派(40.3％)。
从聚类分析结果看，相对于2003年的调查(见表1)，居民在环境和社会两方面的感知都有显著差异：环境方面，分为两类；谨慎质疑53.41％和质疑46.43％，总体上居民的感知是负面效应的，而2003年的调查中质疑派只占40.3％，中性派占37.1％，甚至有37.1％的乐观派。
社会方面，本调查中大部分居民表现出质疑(42.37％)或谨慎质疑(26.62％)，只有30.26％表示谨慎乐观，这与2003年全部表现为谨慎乐观相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