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现代小说创作与地域文化生态建构
摘 要：辽宁特定的地域文化生态造就了独特的现代小说创作景观，辽宁现代小说也参与了地域文化的建构。建构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得以实现：通过文本的符号化传播，作家创作行为、文学活动及其所负载的文化意义的发散，不断开掘地域文化的本质特征，重新整合地域文化体系内关涉生命意志、宗教信仰、民俗风情等因子的关系，丰富地域文化内涵，提升地域文化精神。
文学的地域性特点是早就为中外研究者所论定的观点，地域对文学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地域文化而实现的。因此，辽宁特定的地域文化生态造就了独特的现代小说创作景观，辽宁现代小说也参与了地域文化的建构，成为一定时代地域文化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初的辽宁地域文化生态，有着鲜明的特质，首先体现在历史传承上。辽宁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源远流长，土层深厚。被誉为中国北方上古时代文明中心的红山文化，“将中华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年”{1}。著名的阜新查海遗址，沈阳新乐遗址，举世闻名的红山文化遗址在中国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证明了包括辽河流域在内的燕山南北地带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它直接创造和延续了华夏文化的血脉和精髓。在中华文化的历史变迁中，辽宁地域文化一直以其传承的自觉性和强烈的包容性参与其中。这种历史的传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地域文化的底色和特质。
以满族文化为主导的少数民族文化及移民文化的历史基因，是这个时代辽宁文化生态的又一重要特质。辽宁是多民族杂居的区域，各民族长期共处共生，交流频繁。近代，形成了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儒家主流文化和以满族文化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文化的共存共融状态。作为满族的发祥地和聚居区，加之清政府出于政治考量所推出的一系列特殊政策，使满族文化在辽宁省得以更好地保留、传承和发扬，并占据较为强势的地位。在辽宁的文化积淀层中，满族的民族意识、思维方式、生活方式都对地域文化的形成和流变产生了深远影响，满族文化性格也是地域文化性格的主要构成元素。辽宁历史上的大规模移民，是重要的地域文化现象，移民人口所负载的文化在移居地得以延续和重生，不但促进了民族融合和经济社会发展，也形成了地域文化中的移民特质。
由地理因素所决定的地域文化特色，是辽宁地域文化的重要生成来源。因为“文化因素在地区的分布和组合上也是有联系的”{2}，辽宁省特殊的地理环境，必然产生迥异于其他区域的生产活动、生活方式及文化、艺术活动。历史上的辽宁地广人稀，资源丰厚，气候四季分明，酷寒时段长，这些决定着其农耕、渔猎、采集、游牧等方式并存的经济生产模式，也决定着粗犷豪放、开放兼容、勇敢强悍等地域文化性格的形成。
聚成于20世纪初的独特的地域文化生态，随着时代的变迁，在新的历史进程中完成了流变和自我建构，并催生了独具特色的辽宁现代文学景观。“九一八”事变前，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辽宁新文学呈现出关注现实，直面人生，反映民间疾苦，挖掘社会悲剧根源，唤起民众觉醒的现实主义特征。穆儒丐、王冷佛、金小天等表现出开放的心态与进取的精神，创作了大批具有新的表现内容、艺术风格和价值取向的小说。作品颠覆了主题陈旧、内容俗套、形式单一的传统文学创作模式，创造了以反帝反封建为主题，兼具地域性、民族性与时代性，以为人生、为社会写实为价值追求的新文学创作范式。以穆儒丐的《香粉夜叉》、金小天的《春之微笑》、王冷佛的《珍珠楼》等为代表的作品，集中反映了都市生活的物欲横流和道德沦丧，刻画了精神卑微、愚昧而又趋炎附势的小市民，见利忘义、丧失人伦的军阀恶棍等形象，剖析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混合而形成的东北都市文化内涵，具有深刻的批判意味。东北沦陷时期，沦陷区作家在隔绝母体后经历着“言与不言”{3}的苦痛与抗争，包括以山丁、王秋萤、袁犀为代表的文选文丛派和以古丁、小松、疑迟等为代表的艺文志派，在日伪“官制文化”的夹缝中艰难地生存、策略地抗争。他们所创作的多数作品，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以隐晦的文学手法表现了风云突变的历史进程，勾勒了一幅幅殖民统治下亡国奴生活的悲惨图景。这一时期，流亡到关内的一批东北籍作家崛起于文坛。地域文化的涵养，故土沦丧的剧痛，对黑土地的情思和眷恋，对压迫者和侵略者的痛恨，是这一文学群体共具的文化背景和情感体验，他们的作品在艺术风格和主题呈现上有着诸多相通之处，史称“东北作家群”。其中辽宁作家萧军、端木蕻良、罗烽、马加、白朗创作于流亡期的重要作品《八月的乡村》《鹭湖的忧郁》《第七个坑》《登基前后》《伊瓦鲁湖畔》等，“都取材于‘九一八’前后的东北社会生活，表现着抗日救国的共同主题，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浓郁的地方特色，构成了以严肃、悲愤为主的基调，初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4}同时，由于生活背景和个性的不同，艺术修养的差异，这些作家在艺术表现上又呈现出不同的风格。东北光复到全国解放前，出现了极具包容性、大众性和时代感的东北解放区文学。以反映解放战争、土地改革和社会建设为主要内容，作品基调转向昂扬向上、炽热浓烈，笔调和手法呈现出明快、轻盈、激越、飞扬的特色。马加、白朗、草明、袁犀等作家们尽情述怀，放声高歌，塑造了一大批血肉丰满、特色鲜明的战斗英雄和翻身后的劳动者形象。马加创作的《开不败的花朵》和《江山村十日》是这一阶段的代表性作品。《开不败的花朵》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前往东北行军过程中的战斗经历为表现内容，塑造了英雄战士王耀东等感人的形象，赞美为了创造新生活而献身的英雄，呼唤着英雄气概和勇于自我犧牲的精神。《江山村十日》集中地描写了“江山村”在土地改革的十日中所发生的变化，突出地反映了土地改革给农村社会带来的健康、新鲜和向上的新生活，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充溢着北国韵味。马加的小说，也因此被评介为：“具有浓郁的东北地方色彩和乡土气息。”{5}。
在地域文化和时代精神的涵养下实现置换、重构和提升的同时，辽宁现代小说也在参与地域文化生态的建构。这是一种特有的文化生成机制：通过文本的符号化传播，作家创作行为、文学活动及其所负载的文化意义的发散，不断开掘地域文化的本质特征，发掘蕴含于民族命运与人的心灵间的情感密码，重新整合地域文化体系内关涉生命意志、宗教信仰、民俗风情等因子的关系，丰富地域文化内涵，提升地域文化精神。
人与土地的关系，既是一种自然关系、经济关系，也是带有某种宿命的伦理关系，其中蕴含着包括人性、生命、情感等在内的精神密码。辽宁是以“黑土地”著称的区域，辽阔的原野，神奇的土地，蕴藏着一代代人的生命意志和梦想。
辽宁现代作家对人与土地关系的透视是自觉的，并带有炽烈的情感：“作为一个使命感和历史感很强的作家，萧军、罗烽、白朗、端木蕻良、马加等对东北黑土地怀有深深的挚爱。他们可以把自己置身于东北这块黑土地环境中，带着这块黑土地的深深印记来透视历史回归中各种人物的多层次心态。剖析这块黑土地上的人种特点、生存形态、人物性格，使作品散发出相当的地缘文化韵味，呈现出一幅东北历史、民族风俗长卷。”{6}萧军曾在《绿野的故事·序》中满含深情地抒发对土地的依恋和热爱。他在《土地的誓言》中的自白，更是倾泻了对土地的全部热情。《第三代》中，汪大鞭子颠沛流离，最终还是回归故土，作家写他回到凌河村的情境时，将那种渴望寄身土地的情感描绘得淋漓尽致。从端木蕻良作品的篇名即可看出对土地的眷恋和挚爱：《科尔沁旗草原》《大地的海》《鹭湖的忧郁》《浑河的急流》。马加的作品同样如此，他的“《江山村十日》响动着土地的声音……《开不败的花朵》就是生命和草原的颂歌了”{7}。正是基于炽热的情感与深沉的爱，这些作家以更为超越的视野和理性的精神，进一步建构和开掘土地的意象。他们笔下的大地，绝不是地理学意义上的，而是以大地的文学形象为载体，进而开掘负载和寄托其中的情感和价值内涵，寄托他们对家乡命运、民族命运的强烈关切。
地之子是以端木蕻良为代表的辽宁现代作家所营建的文化意象；地之魂，则是与这种意象相关联的、寄寓着作家生命体验和家国情怀的精神存在。在此前的文学作品中，对于大地的态度，多是单纯地赋予它纯洁、亲和与包容等象征意义。作家们常常把土地看作人类赖以生存的凭借，很少有人把土地放在与人，以及历史、社会、文化的关系范畴内来进行深入全面的考察。端木蕻良则从人性、神性及社会历史的角度，营建了地之子等全新的文化意象。大地是端木蕻良作品中重要的抒情形象，他常常把大地誉为海洋，田野比作波涛，使黑土地的动态美、雄浑美跃然纸上。抒情中往往又蕴含着哲理化、象征化与神秘化的描述，挖掘土地中具有的神性元素。在《科尔沁旗草原》中，他赋予大地以“我们古老的全型”的寓意，将草原比作“中国唯一的储藏的原始的力”“黄色民族的唯一的火花”。这种带有生命解码意味的描述的终极指向，是蕴含于地之子形象中的、充溢着野性的力量。端木蕻良笔下的地之子，即为孕育于大地、精神与力量来源于大地、在与大地的灵肉相融中成长的农民。《科尔沁旗草原》中的大山，《大地的海》中的来头，《大江》中的铁岭，都是寄托着作家审美理想的、真正的地之子。地之子的身躯牢牢地立于大地之上，魂魄与大地相通。最初的他们野性未驯，粗犷雄强，“‘洪荒与野蛮’是他‘最可亲的保姆’”，“‘林野生活’铸就了他‘彪悍的野性’”。{8}他们身上所具有的蓬勃的力，“象征着中华民族的无敌的力量”{9}。经过成长，他们最终成为巨人，真正肩负起历史的使命和民族解放的重任。
在辽宁作家的笔下，还赋予了大地更为独特的精神内涵，我们谓之地之魂。通过作品传递的对于土地的魅惑般的情感体验，读者可以感受到以情感、欲望、希望、抗争为内蕴的大地之魂。在萧军的《鳏夫》中，首先集中而深刻地描摹了辽宁大地所生发的精魂，描写了作家梦境中的家乡，辽西荒山坚石所孕育和催生的声音、色彩和诸多充满动感的生活元素，蕴含着生命的力量和希望的火花。随后讲述了黑土地上鳏夫和女人、山林与狗的故事。鳏夫金合曾恪守“任穿朋友衣，不沾朋友妻”的古训，尽管他所深爱的人能够带给他“一股新的源流”，“穿击侵蚀这建立起来不久的”信条的堤坝。当金合担心自己与五嫂的关系被别人议论时，五嫂却说：“怕什么呢？你是个穷人；我们也是穷人……穷人和穷人交朋友，还犯天谴吗？”这是黑土地上的女性特有的对情感、人际关系、社会舆论的理解。血气方刚的秋平的性格中充满了野性和暴烈，敢于破除和践踏世俗与成规：“他妈的，管那些呢……‘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一条命，什么都够了。‘拼出一身剐敢把皇帝打’。”这篇小说，将黑土地上的生民对于生命和欲望的认知做了全新的诠释。
赛珍珠在《大地》中对地之魂的描摹主要从农民对于大地之爱的角度切入，当衰老的王龙“仔细打量他将要葬身的地方”，满是深沉的爱意，因为他要“永远回到自己的田地里了”。端木蕻良对地之魂的阐释则有着不同的角度，在《大地的海》中，他也描写农民对于土地的爱，但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在热爱中又萌生出仇恨、抗争与希望，衰老的艾老爹“立在一个坟冢上，将手遮住眼，向大地望去，顿然觉得身上轻快了许多”。同样衰老了，同样见到葬身的地方，艾老爹则有着更为复杂的情感，因为他从爱中生发出了希望，唯恐“把土压得太实成了”，“小苗拱不出头来”。随之，他又产生了对侵略者的恨意，因此，当日本军队强占他们的土地时，他们就英勇地站起来，“拿着枪杆在高粱林里”……这种爱恨交杂的体验会更加强烈地拷问着本就苦难的土地与人的灵魂，并在生生不息的辽宁大地上，激发出不屈的精神和抗争的力量。
辽宁现代作家多受萨满教等原始宗教文化的浸润，他们在创作中充分展示萨满教对生活习俗和社会心理的影响，努力开掘这种古老宗教所蕴含的民族性格与民族精神，丰富了地域文化的内涵。
萨满教是东北各民族文化和民俗形态的母体和源泉，也是满族的传统信仰。“萨满们那灵佩斑驳、森严威武的神裙光彩，那激越昂奋、响彻数里的铃鼓声音，那粗犷豪放、勇如鹰虎的野性舞姿……一代又一代的铸造、陶冶、培育着北方诸民族的精神、性格和心理素质。”{10}经过传承和演化，到了近现代，萨满文化已经沉淀为辽宁地域文化的一种重要精神形态。这个时期的辽宁作家，在对萨满文化的泛宗教意识进行理性批判的基础上，对其文化内涵也进行了全方位的挖掘。萨满教中人神交流的最主要方式存在于各种仪式和自然崇拜中，如血祭仪式，火神崇拜、树神崇拜等。萧军和端木蕻良分别在《第三代》和《大地的海》中描寫过神松的传说，神松历经劫难傲然挺立的旺盛生命力与精神性格，“同萨满教中的树神崇拜观念及其文化精神可以说同构契合”{11}。萨满舞是巫师在祈神、祭礼、祛邪、治病等活动中所表演的舞蹈，俗称“跳大神”。在《科尔沁旗草原》和《大江》中，都有大段关于“跳大神”的描写。《科尔沁旗草原》中有一段将巫女的装扮和人神互动的细节描写得分外精准；《大江》第一部分的“跳大神”一节写出了行巫者和参与者的狂欢式的行为和体验。人们沉迷于这种带有巫术性质的原始宗教，就是期盼对自己的存在给出更为合理的解释。在现实中找不到理想的答案，人必然寄希望于超现实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来自于神与超自然的领域。在亢奋激昂、亦真亦幻、迷离癫狂中，野性的力量得以生发，主体精神意志得以自由地实现。这种非理性的情感体验，在更大程度上已经转化成一种文化精神，进而成为地域文化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