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学科视角下高校文化冲突理论解析
[摘要]随着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高等教育中文化冲突现象引起了理论界的关注。批判教育理论以批判理性视角重点关注教育领域中的阶级文化冲突；历史批判学派主要探讨了代际差异引发的教育过程中的矛盾问题；组织文化理论则借助管理学相关知识分析了文化冲突的特点与模式。这些理论解析为我们深入研究高校文化冲突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中图分类号]G64／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1)03—0042—05。
尽管大学的发展经历了岁月的洗礼和历史的变迁，但是文化始终是它不变的追求。“当大学走进社会的中心，我们无法排除大学还有一定的政治属性、经济属性，但就整体而言，大学体内流淌着的还是文化的血液。文化属性是大学永恒的特征不变量。离开文化，大学就不再有教育的发生；离开文化，大学就不再有学术的产生；于是，离开文化，大学就不再是具有庄重、尊严、神圣、自律并让人憧憬、崇敬、向往的大学。因此，大学最重要的使命是：先进文化的研究者、创造者和传播者。它必须代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和文化的希望”。当前，我国社会正处在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历史转型时期，多元文化深深地渗入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影响、改变着人们的观念和态度。人们越来越自由地选择个人的价值观念，同时也更容易感受到异质文化的冲突。随着高等院校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日益复杂化，高等学校作为社会系统中的子系统，必然受到社会转型期文化冲突的影响和冲击。因此，高校文化冲突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20世纪中叶以来，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对教育文化冲突问题的研究广泛兴起。近二三十年来，随着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高等教育中文化冲突现象引起了理论界的关注。为了更深入了研究高校文化冲突问题，我们必须以更宽阔的视野，从多学科探寻较为成熟的理论作为高校文化冲突研究的理论基础，如：教育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和管理学等相关领域。
教育中关于文化冲突，特别是阶级文化冲突的研究，要数批判教育理论分析得最为深刻。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汇聚了多种思潮，批判教育理论形成了庞杂的理论体系，从70年代开始日益兴盛。它以教育中的文化危机和文化矛盾为着眼点，着重分析阶级文化冲突在教育中的运作，为我们理解西方资本主义教育本质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鲍尔斯和金蒂斯两人于1976年合著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一书中指出：教育被社会基本的经济和社会制度所束缚，不是独立于社会之外。资本主义社会中教育的社会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关系是相对应的。不同阶级的教育价值取向存在着本质区别，这必然产生教育中的阶级文化冲突。
鉴于鲍尔斯和金蒂斯并没有对教育过程进行具体分析，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微观教育社会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他认为，“言语形式及社会关系”，中产阶级是“精制型”的或“复杂型”的语言规则，而工人阶级则往往是“限制型的”语言规则。学校教育中主要使用“精制型”语言规则，因此，工人阶级子女处于接受教育的不利地位，教育中的阶级文化冲突必然存在。
布迪厄不同意鲍尔斯和金蒂斯的观点。他认为，教育与社会不存在直接的关系，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传递文化。在他看来，教育是统治阶级将其支配阶级的文化专断灌输到来自其他文化的儿童身上，并提出了“文化资本”、“文化专断”和“符号暴力”。
“反抗理论”的出现是批判教育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在一些教育学者看来，鲍尔斯、金蒂斯和布迪厄提出的观点只是考察了学校教育的社会制约性的一面，而忽视了教育制度中人类自由和自我决定的重要性，没有全面剖析学校内部存在的矛盾和冲突。大代表人物威尔斯就提出了“反学校文化”的概念：他认为，统治阶级通过学校一方面再生产自己的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也在再生产出与自己文化相对的文化。反学校文化的学生未能掌握学校中的“主流文化”，以个人化的形式坚定而广泛地反对权威，其文化模式与上层阶级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相悖。
当代批判教育学的突出代表亨利—吉鲁把自己的思想也归为反抗理论。他澄清了威尔斯提出的“反学校文化”的概念，将“促进人类基本价值的反抗行为”与“导致破坏人类价值的反抗行为”作了区分，并指出只有前者才是“反抗”，它意味着对于“自由与解放”的追求和斗争。在他看来，教育中的多元文化冲突是有积极作用的，它使得师生有机会抗拒社会控制的机制，有利于创造新的文化形式。吉鲁所提出的反文本(countertext)和反记忆(countermemory)在课程实践中表现为反对忽视学生不同文化和历史背景的统一的课程，把与主流文化相异的价值、观念和思想引进课程领域，在教育过程中始终贯穿批判性的思想，以建构教育上的文化新形式。
西方批判教育理论并没有形成一个体系和相应的整套方法。它所要做的，就是要把现代主义强调用人的批判理性去阐述公众生活问题，与后现代主义关心的我们如何在一个千差万别世界中发挥能动力量结合起来。简言之，就是试图把现代主义的解放(ernancipatory)观念与后现代主义的反抗(re—sistance)观念结合在一起。20世纪80年代以来，批判教育理论者除了研究阶级文化冲突外，又关注学校教育中种族文化、性别文化，同性恋文化，与阶级文化相互交错开展研究，对于教育文化冲突的研究向更广泛的领域展开。批判教育理论自产生之日起，始终伴随着对其理论的批判声。有人认为，批判教育理论仅用“反抗”来阐述学生的行为，把没有绝对的、乐意的服从教师要求的学生的行为都归于“反抗”有些片面；针对学生文化只做简单地“赞成”和“反对”两种评论是一种太过简单化的做法。但另一方面，批判教育理论的批判精神是令人钦佩的，被誉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反叛者，他提出了振聋发聩的“解放教育”和“改造教育”的口号，为我们了解教育过程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
历史批判学派是文化人类学流派中非常重要的派别之一，其创始人博厄斯在人类学视野下对教育问题进行透视，曾研究教育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间的文化冲突。他认为，在每一社会或群体中，往往要求人们具有同一种思想，这样，在多数情况下，教师往往要求受教育者接受他们的灌输，养成自动的反应行为。但在这一过程中，因为学生有着自己的意志和思想，所以常会造成学生的思想态度和成人的教育之间的冲突。他主张运用人类学知识来研究教育过程中的文化冲突，这对于教育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
批判学派的第三代传人——玛格丽特·米德提出了著名的“代沟理论”。米德写于20世纪70年代的《代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20世纪60年。
代的欧美，伴随着经济迅速恢复与腾飞的是社会动荡、青年学潮、人民反战、民权运动、嬉皮公社以及政府执政困境，在种种现象背后的是两类人即年长者和年轻人之间的冲突和对立：一边是年长者的传统权威受到年轻人的无情的挑战，年长者连同他们承载的传统文化一并被年轻人抛弃了；另一边是只知道长辈构建的文化秩序的错误性，却还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向的年轻人，他们是精力充沛的一代，又是盲目行动的一代。在米德看来这是两代人之间的问题，“一条深深的、新的、史无前例的世界性代沟”横亘在青年人和老年人之间。代表人类希望与未来的年轻人在抛弃一切旧有文化的基础上继续开拓创造明天，这会是怎样的一幅图景，尽管旧有文化不都是对的，但是起码存在合理的部分，就这样完全抛弃，彻底斩断自身与过去的联系，双手空空地挑战明天，这不能不让人担心惧怕，更何况这又是世界范围内文化的抛弃。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玛格丽特·米德以超乎凡人的敏锐洞察力捕捉到渗透在无数大小不等的冲突和反抗中的稍纵即逝的讯息，写出《代沟》一书。她从文化的不同传递方式出发，将整个人类文化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其一，前喻(prefigurative)文化，指文化自上而下传递，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年轻一代不断地重复着对年老一代的文化复制，老年人是教育中的权威，坚定地认为传统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是不可改变的，他们严格地控制年轻一代的全部社会化。在这种前喻文化中，“孩子是长者身体与精神的后代，是长者的土地与传统的后代；兹事体大，不容混淆，孩子的身份意识和命运意识都是不准改变的”⑦。其二，互喻(cofigurative)文化，指文化平行传递，晚辈和长辈互相学习。它一种具有过渡性质的文化，与工业社会的出现密切联系。一方面传统文化日益失去其适切性，全体社会成员只能依据自身的经历和他人的经验行事；另一方面年长者的文化权威虽然正在丧失但仍然对下一代发挥着约束作用，处于支配地位。其三，后喻(postfigu—rative)文化，是指文化自下而上传递，长辈主要向晚辈学习。具体来讲，它是指在传统文化中处于受教化者地位的后生晚辈，在现代网络社会对其长辈充当教化者的角色。年轻一代不再仅依靠上一代既有经验，而是创造性地去面对新形势、解决新问题。年长一代反过来要向年轻一代学习，在年轻一代的引导下更新自己原有的知识储备，进行再次社会化。当今的社会是典型的后喻文化时代。
同时历史批判学派的文化研究范式对于我们研究高校文化冲突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当代西方关于教育中的女性主义、种族主义，甚至同性恋文化等等的教育文化学研究，很多都遵从其研究范式。有些学者将历史批判学派的文化研究范式归纳为：实证主义是他们方法论的哲学基础；长于批判是他们的风格；不作原则性的理论概括而局限于小范围的具体现象的研究是他们的工作信条；文化的性质及其与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是他们的研究重心。
高校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具有组织构成的一切基本要素，因此，组织文化理论对它仍然适用。该理论中的组织文化冲突的相关阐述对于研究高校文化冲突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20世纪70年代在管理学研究领域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组织文化”。80年代以来，组织文化成为西方管理学界的研究热点。近年来，组织文化理论也逐渐被心理学、社会学和教育学等研究领域所借鉴。但是，对于什么是组织文化，学术界长期存在分歧。笔者认为，组织文化是指组织在社会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并被组织成员广为接受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是组织及其成员信奉并付诸实践的价值理念，是所有成员共享并传承的全部精神成果。
在组织文化理论中，关于组织文化冲突的研究主要表现为：跨文化企业中的组织文化冲突；新成员加入组织时，引起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与组织文化存在较大差异而形成的文化冲突；组织转型过程中面临的文化冲突等等。以下主要阐述组织文化理论关于“冲突”的理解，以及基于组织文化理论的文化冲突的主要模式。
基于组织文化理论的冲突是指相互作用的个体或群体在动机、态度、目标或价值观等方面不相容或不一致，从而在行动上产生矛盾的过程。从以上定义中可以进一步归纳出其基本特征如下：(1)差异性。冲突是认知、价值观、地位等的不相容、不一致引起的。这种对立、不相容的表现形式，有可能是沉默抗议、消极冷漠；也可能是侵害对方，表现出攻击行为。但是，冲突并不等于攻击，攻击仅仅是冲突的表现形式之一。(2)主观性。在双方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只有对对方怀有不满、怀疑甚至愤怒等情绪时才能认为冲突的存在。换言之，冲突来源于主体的主观感知。(3)过程性。冲突不是一种静止的状态，是一个双方或多方相互作用时产生的，在冲突中双方的认知、情绪和关系都发生变化，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冲突从出现到消亡要经历一个过程，而不是转瞬即逝的。
2.冲突的两重性。
传统管理理论认为所有的冲突都是不良的、消极的，它预示着组织内部功能失调，潜藏着崩溃的迹象，造成双方的对抗和分裂，降低组织成员的工作绩效，势必会影响组织目标的实现。组织管理者尽量避免和减少冲突，更加强调和谐与协作的组织理想，试图通过控制和强有力的组织结构与组织制度来达到这一理想。上世纪40—70年代的人际关系理论认为，组织中的冲突是与生俱来的。既然冲突是无法避免和客观存在，那么就应该接纳冲突的存在，并适当地控制和利用冲突，通过创造愉快的氛围和志趣相投的团队组织来达到组织理想。不论是传统管理理论还是人际关系理论都认为冲突是消极的、破坏性的，必须加以避免。风行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相互作用观念是当代冲突理论的主流学派。认为，冲突虽然有破坏性，但也具有建设性。过分融洽、和谐的组织或群体如果没有冲突便会对变革表现出冷漠和迟钝，从而会失去生机、活力和创新精神。换句话说，在某种程度上冲突是有利于组织发展的。因此，这一观念提倡组织内部要保持适度的冲突水平，以保持组织旺盛的生命力，提高工作绩效，在不断创新中实现组织的变革和发展。
许多学者从冲突的产生过程提出冲突模式，如美国行为学家庞迪认为，冲突的潜在阶段不一定表现出来，而是要经过知觉和感受阶段，冲突才表现出来，冲突的结果有冲突极端化(好斗)和合作两种。庞迪认为冲突的结果取决于冲突的解决方法。如图1所示：
罗宾斯结合组织群体绩效，把组织文化冲突过程划分为五个阶段：潜在的对立、认知和个性化、行为意向、行为和结果。图2描绘了这一过程。罗宾斯认为，冲突产生的前提条件是沟通、结构和个人变量，这也是冲突的潜在阶段；第2阶段是冲突主体双方知觉和感受冲突的阶段，在此，罗宾斯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