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在经典建构中的作用
近年来，鉴于阅读现状，社会上有一种呼声，强调读书要远离平庸，提倡阅读经典。
其因有二：一是图书品种繁多，良莠不齐，人生而有涯，学而无涯，要注意提高阅读质量；二则无论高层还是有识之士，无不忧心互联网时代的浅阅读、快餐化阅读带来的弊端。
对此，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在接受腾讯网采访时曾指出：“经典是时代、民族文化的结晶。
……要用人类、民族文明中最美好的精神食粮来滋养我们的下一代，使他们成为一个健康、健全发展的人。
”他呼吁青少年学生的阅读要从阅读经典开始，认为这关乎一个民族精神建设的大事。
要通过对经典的原汁原味的阅读与理解，国人从中了解人类文明与智慧的优秀成果，体味人类文化与文学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毕业论文网 1 关于经典阅读与经典出版 关于经典，从字面上看，经，指织布机上的纵线；典，原指放置于架子上的简册。
《说文解字?丌部》称：“典，五帝之书也，从册在丌上，尊阁之也。
”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中言：“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
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说：“一切强有力的文学原创性都具有经典性。
”[1]陶东风则认为，“经典是人类普遍而超越（ 非功利） 的审美价值与道德价值的体现，具有超越历史、地域以及民族等特殊因素的普遍性与永恒性。
”[2]总之，经典要有一定的高度、广度和长度。
“高度”，即思想学术价值，审美价值；“广度”，指作品影响的范围，不仅在本民族的文化语境下有影响，还要能为世界上不同民族所接受；“长度”即指作品经过漫长时间的检验，穿越黑暗的隧道而能传之后世。
世界不同的民族，在“轴心时代”（公元前6世纪前后）均产生了一批经典。
因其是人类进入文明时期的最初成果，历史学家冯天瑜先生称其为“元典”。
如印度的《吠陀本集》《梵书》《奥义书》《佛经》，希腊的《荷马史诗》《理想国》《形而上学》等，希伯来的《圣经》，中国的《诗》《书》《礼》《易》《春秋》[3]。
这些作品经过后人不断地阐释与补充，成为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代表之作。
之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学科、不同的体裁，又涌现了一批被后人称之为“经典”的图书。
如公元前6世纪至2世纪之间春秋战国时期的《论语》《墨子》《孟子》《老子》《庄子》等。
史书从《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四史”发展到今天的“二十五史”。
从儒家倡导阅读的“四书五经”到历代学人开列的书单，以及今人遴选的“必读书目”，均反映了一个时代对经典的理解。
卡尔唯诺《为什么读经典》中说：“经典作品是一些能产生某种影响的书，它们要么以自己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
”[4]从荀子的《劝学篇》到张之洞的《劝学篇》，先贤无不强调阅读经典的重要性，无不强调学以致用的必要性。
同时，今天我们提倡阅读经典，则是对互联网时代泛阅读现象的一种反拨与补充。
在这种背景下，出版界作为人类精神产品的提供者，开始高度重视经典作品的开发与出版。
无论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是现当代有影响的著作，抑或是域外经典作品，都成为出版社关注和竞争的对象。
特别是超过版权保护期，进入公共领域的著作，更是成为大多数出版社必出之常备书。
也许是物极必反，重视经典出版却演变成了重复出版，各种版本不同包装的经典名著，在一定程度上“泛滥成灾”。
据开卷信息系统统计，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一书，全国有186个版本，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一书，则有500多个版本。
作为出版企业，从商业利益出发，开发经典名著无可厚非，但在一定程度上，出版社一窝蜂地争相出版，则说明出版资源的匮乏，经典名著的稀缺。
那么，何处去寻找经典呢？ 近年，国内外学术界关于经典和经典化的问题有很多讨论。
1997年1月，荷兰莱顿大学举行国际会议，讨论文学经典问题，会后出版学术论文集《经典化与去经典化》。
2013年11月，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研讨会，讨论“作家作品经典化”的问题。
这些会议都涉及一个问题，如何来评价经典，如何来“经典化”现有的作家和作品。
2 关于作家作品经典化的思考 关于文学的经典化，斯蒂文?托托西（Steven Totosy）说：“经典化产生在一个累积形成的模式里，包括了文本、它的阅读、读者、文学史、批评、出版手段（例如，图书的销量，图书馆使用等）。
”[5]童庆炳认为经典的构成有“六要素”：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文学作品可阐释的空间；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变动；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发现人”（又可称为“赞助人”）。
他指出“‘读者’和‘发现人’是内部和外部的中介因素和连接者，没有这两项，任何文学经典的建构都是不可能的”[6]。
这充分说明，作为“阅读”和“中介者”的出版?C构，在经典的建构中起着重要作用。
如名列“五经”之首的《诗经》，司马迁认为，是孔子这位大编辑家编纂修订而成的。
他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写道：“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
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虽然人们对司马迁的判断还有质疑，认为《诗经》不是孔子整理的，三百五篇孔子出生以前已厘定，《论语》中他与学子的对话曾多次提到三百五篇，以此证明孔子没有参与《诗经》的修订，但这是学术探讨，一家之言，孔子对于《诗》成为《诗经》的“经典化”过程中做出的巨大贡献，学界则无异议。
西汉的刘向、刘歆父子，受命统领一批专家学者整理从全国各地征集来的典籍。
这些典籍是用简牍作为载体，因时间久远，编绳朽烂，竹简混杂，内容无法衔接；同一图书，因为抄写之故，各有异同。
他组织众人“广辑众本，补缺去重”“校雠全文、厘定文字”“编定目次、确定书名”“撮其旨意、撰写叙录”“杀青定稿、缮写上奏”“剖判艺文、编成目录”[7]。
经过20年的努力，众人前后整理出6大类，38种，634家，13397篇，图45卷著作，为中华民族保留了西汉以前最为珍贵的文化遗产。
刘向将整理时撰写的叙录编在一起，形成《别录》一书，其子刘歆在其基础上压缩为《七略》。
《别录》《七略》虽已亡佚，但在《汉书? 艺文志》中仍能窥其一斑。
《别录》不仅开创了我国目录学、校勘学的先河，也是西汉及以前学术史的完整总结。
因此，出版单位要尽可能地扩大发行，只有充分地占有市场，读者才有可能更好地了解作品的内容。
如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1993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后，因为印数很少，很长一段时间在国内很少有影响。
作品虽由张艺谋改编成电影，但由于电影在国内没有放映，对图书也没有产生推动作用。
后来此书的法文版、意大利文版、日文版、荷兰文版、英文版相继在国外出版，并获得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1998年），台湾《中国时报》十本好书奖（1994年），香港“博益”15本好书奖（1990年），《活着》在国内才逐渐产生影响并大量印刷发行。
该书作者因此获法兰西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2004年），作品入选香港《亚洲周刊》评选的“20世纪中文小说百年百强”，入选中国百位批评家和文学编辑评选的“九十年代最有影响的10部作品”。
也许有人会说，图书的销量并不能代表图书是否经典，有些十分畅销的大众普及读物与经典无关。
畅销书是不能与经典划等号的，但如果具有经典价值的图书能够畅销，则增加了读者和专家的关注，而使“经典化”成为可能。
如司汤达的《巴马修道院》、丹尼尔?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巴尔扎克的《悲惨世界》、安徒生的童话、中国的市井小说《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等，出版后都曾一度洛阳纸贵，家喻户晓。
如当初曾被道学家斥为“淫书”的《红楼梦》，几度被禁，近代研究该书还成了一门显学。
要加大作品的宣传推广力度。
中国目前一年有几十万种新书上市，一部再有价值的作品，如果不进行宣传和推广，都可能会被淹没在书海中。
特别是互联网时代，信息泛滥，图书众多，一本书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如果不能很好地挖掘，读者则无从知晓，专家也不会引起注意。
图书宣传的方式本文不再详述，但如果彰显作品的经典意义，一般性的广告、出版消息，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采取大众狂欢的方式来推广作品，不会产生很好的效果，相反还会降低作品本来的经典价值，而被沦为一种大众普及读物。
突出作品的经典意义，只有召开专家座谈会，或者请专家撰写有分量的文章，对作品的内涵进行深入解读，然后通过文字的形式，在报刊上发表，或者进入大学的课堂，这对作品“经典化”才会产生催化作用。
专家研讨会上正面的评价是必须的，但如果讨论缺乏真诚的批评，而是一味地赞扬，不仅不利于读者对作品的理解，也不利于作家的成长。
写一篇称赞的文章几千元酬劳的“红包评论”，“实质是市场规则对艺术原则的侵蚀和扭曲”[17]，对于作品的经典化也毫无意义。
如果有人提出尖锐的批评，或者撰文反对，相信作品的价值会越辩越明。
如张一弓在新时期之初发表的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巴金主编的《收获》冒着风险刊发后，也曾引起巨大争议，但作品直面现实，敢于反映历史创伤的无畏精神最终得到认可，小说获得了首届全国中篇小说奖。
张贤亮的《灵与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作品出版后，也有批评家认为性的描写太多，但作家反思历史、面对伤痕的真实描写赢得了读者和专家的认可。
再如熊召政获“茅盾文学奖”的的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出版后，也有专家撰文对其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有些情节与史实不符，出版社出版研究论文集时，特意将这篇持不同观点的文章收入其中，那位专家知道后，十分赞许出版社和作者的“胸怀”。
近年来由于大众媒体的兴起，传统纸介质媒体对读者的吸引力在下降，如果通过延伸产业链，将作品改编成不同的艺术形式，如电影、电视剧，扩大受众范围，则会加快作品经典化的步伐。
虽然电影、电视剧属于大众传媒，但电影的放大效应会促使读者进一步阅读纸介质出版物。
当然，如果电影电视剧拍摄得十分低劣，对于纸介质出版物也可能还会带来负面效应。
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周梅森的长篇小说《人间正道》，电视剧放映前图书销售还不错，但电视剧放映后，销售反而下降。
当然，如果作品是经典，第一次改编不理想，后面还会有多轮的改编。
如《巴马修道院》《悲惨世界》《红楼梦》《三国演义》等中外名著，都经过了多轮的不同艺术形式的改编。
4 结 语 关于经典的界定，也许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多被称为“经典”的作品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最后发现其并不具有经典意义，而另外一些不被人重视的作品却浮出水面，显示出作品的内在价值。
考察中外经典诞生的过程，这是一种符合事物认识规律的客观现象。
专家认为，“真正的‘文学经典’都要经历过反反复复的‘去经典化’‘再经典化’的拉锯式的演变过程，或者说，所谓文学的‘经典化’从来不是一次性的、一劳永逸的，而是持续的、接受各种力量考验的保值、增值或者减值的动态过程。
”[18]王国维也指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19]如“***”中十分有影响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艳阳天》，因为特定的历史原因，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带有很强意识形态色彩的图书退出了人们的视线。
还有些作品，因为某些政治原因，或者阅读趣味的变迁，当时并不为人看好的作品，又重新发现其价值。
如沈从文的边地小说，张爱玲的女性小说，周作人、林语堂等的散文，时隔几十年，再度进入大陆读者和研究者视野。
有人统计过，如果一个作家去世后20年后还有人阅读其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该作品能够属于经典之列。
同时，经典也是在不断丰富完善的。
如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在战国时与墨家、法家等作为一家之言而对待，汉代经董仲舒等人提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思想确定为主流意识形态，儒家著作才被称为“五经”而对待，但后来发展到唐代，将《春秋》分为“三传”，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礼经》分为“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
这六部书再加上《易》《书》《诗》，并称为“九经”，也立于学官，用于开科取士。
晚唐文宗开成年间，除了“九经”之外，加上了《论语》《尔雅》《孝经》，成了“十二经”。
宋代又将《孟子》收录，就成了如今的“十三经”。
司马王允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
”[20]魏明帝说：“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非贬孝武，令人切齿。
”[21]除此之外，史学在汉代还没有独立的地位，这种文化背景也影?到《史记》作为经典的建构过程。
直到东汉中期以后，《史记》才渐渐受到重视。
《汉书?司马迁传》载，“迁死后，其书稍出。
宣帝后，迁外孙平通候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
”魏晋之后 ，史学摆脱经学的束缚，在学术领域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史记》的史学价值与文学价值才得到人们的认识。
再如《圣经?新约全书》，成书之际曾受到罗马统治者的贬抑排斥，只是作为非法抄本在下层人民中秘密流传。